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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认为需综合考量政治清明、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及军法制度等因素，通过“多算”实现未战先胜。其“庙筭”概念被《汉书·艺文志》归为兵权谋类核心特征。该篇思想后被拓展应用于商业管理等领域，成为战略筹划的理论基础。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曰：《墨子·尚贤》以下十篇，每篇分上、中、下三篇，皆冠以“子墨子曰”四字，是墨家三派各记墨子之言而题。此“孙子曰”与之情况类似，也应属于孙武后学记其师说。

兵：本义指兵器，引申为军队和军事等义。这里“兵”是指军事，下文“兵众”的“兵”则指军队。

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是古人认为的“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本书《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也是将地形和战势视为将领料敌制胜的两个关键。

故经之以五事：“经”——指依次条列五事，作为敌我比较的共同项目。用法和《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开头的“经”字相同。五事——简本及《通典》卷一三引无“事”字。

校之以计：校——简本作“效”，是检验核对之义。如睡虎地秦简《效率》就是讲验核的律文。

而索其情：而——简本作“以”，二字古书往往通用。

令民与上同意：《十一家注孙子》“意”下有“也”字。

故可与之死：《十一家》作“故可以与之死”。

可与之生：《十一家》作“可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也：《十一家》无“也”字。此句简本作“民弗诡也”，“危”是“诡”的通假字。《通典》卷一四八引作“而人不佹”，“人”是避唐太宗讳所改，“佹”通“诡”。《吕氏春秋·淫辞》：“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论衡·自纪》：“充书违诡于俗。”《周礼·考工记·轮人》：“察其菑蚤不龋。”注：“菑与爪不相佹。”“诡”、“佹”都是违背的意思。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阴阳——古代数术之学（天文、历法和各种占卜）的主要概念之一。“阴阳”本指背阴向阳，但引申义很多，如以日为阳，月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等等。古代兵家也有专讲阴阳之术的一派，叫“兵阴阳”，是以“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为特点（《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尉缭子·天官》称为“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简本“时制也”后有“顺逆、兵胜也”，“顺逆”即阴阳向背之术，“兵胜”即五行相胜之术。今通行《孙子》注本多认为孙子是唯物主义者，不应有此迷信思想，乃解“阴阳”为昼夜、晴雨，非是。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简本作“高下、广陵（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出“高下”二字。死生——指“死地”、“生地”。《行军》：“前死后生”，《地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九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简本作“倍（背）固前适（敌）者，死地也”），就是前受敌阻，后无退路，战则生还，不战则亡之地。“生地”含义与之相反。

法：法——应指军法，下文称“法令”。

曲制：曲制——指军队编制。曹操注：“曲制者，部曲、旛帜、金鼓之制也。”旧注皆以汉代部曲之制（参看《后汉书·百官志》及《通典》卷一四八）为说。案“曲制”之名，见于《管子》，如《七法》：“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又《侈靡》：“将合可以禺其随行以为兵，分其多少以为曲政。”亦称“曲政”。《尉缭子·兵教下》：“八曰全曲，谓曲折相从，皆有分部也。”朱起风《辞通》引上《七法》及《鹖冠子·能天》“曲制小大，无所遗失”，读“曲制”为“曲折”，得之。古书常以“制”、“折”相假（参见《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句阮元校勘记），“曲制”一词盖即来源于“曲折相似，皆有分部”（汉军制中的“部曲”一词也可能来源于此）。军队编制是古军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官道：官道——可能是指设官分职之道。

主用：主用——可能是指掌管军需用度，这些都属于古军法的规定范围。

主：主——本指宗主，即家长，所以《左传》等古书中大夫的家臣也称大夫为“主”，这里则指国君。

兵众孰强：《武经》“强”作“彊”。

将听吾计：将——两“将”字并为虚词，表示假设，孟氏注解为“裨将”，非是。但这两句话的主语是谁，值得讨论。前人多以此二句为孙子求用于吴王之辞，谓吴王用其计则留，不用其计则去，主语是吴王。李零则认为主语应是说话人（即定计者）的对象，即执行“计”的人。不然这两句话就成了要挟之辞。听——依从。

乃为之势：“势”含有态势之义，是指战争中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它与“形”相反，多指随机的和能动的东西，如指挥的灵活、士气的勇怯，等等。在《始计》中，作者把“势”看作是利用优势，制造机变(“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兵势》中，作者则强调指出，“势”是以“奇正”之术（兵力的战术配置)为主要内容，并且在实施中要取决于士兵临战的实际发挥，特别是随环境变化的“勇怯”(“勇怯，势也”)。

外：指国境以外。当时用兵多在国外。《管子·七法》：“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参患》也有类似的话）

因利而制权也：因利——指掌握有计算上的优势。权——机变。

取：伏兵偷袭而败敌。《左传》庄公十一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强：《武经》“强”作“彊”。

挠：《说文》：“挠，扰也。”

庙筭：庙——指庙堂，是国君议事之所。筭——通“算”。《说文》以“筭”为筭筹之“算”，以算为计算之“算”，今则通用“算”字。算筹是用有固定长度的竹木小棍做成的计算工具，用于历法计算，也用于射礼、投壶礼的胜负计算。《汉书·律历志上》：“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与揲蓍之法相同。现已发现最早的算筹实物，是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共40枚，长约12厘米，约合战国楚尺5.2寸。另外，陕西千阳西汉墓及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也出土了西汉算筹。千阳骨筹共31枚，长约12—13厘米，约合汉尺5.1—5.6寸。这里的“庙算”，是指在庙堂上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决定胜负，即上所谓“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张预注：“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商君书·战法》：“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用算筹多寡决定行动的办法起源非常古老，在民族学材料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参看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汉代张良“借箸为筹”，替刘邦画策（见《史记·留侯世家》），也说明直到汉代，用筹策决定胜负仍然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由于筹、箸、策是一类东西（策即蓍），古人所说“定计”、“运筹”、“决策”实为一事。“计”字做为谋略的含义就是从此引申。

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②多筭胜少筭——原文作“多筭胜，少筭不胜”，《汉书·赵充国传》、《书钞》卷一一三、《御览》卷三二三引皆无“不胜”二字，作“多筭胜少筭”一句读，张预注亦以“多计胜少计”为释。简本此句有缺文，但从上下字数推断，也应作“[多筭胜]少[筭]”。可知“不胜”二字是衍文，应删去。《通典》卷一四八引作“多筭胜，少筭败”，今本或即由此而来。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地形的死生之势（死地、生地），战场上的存亡胜败，不可不加以了解。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所以凭下述五项衡量，通过计算，加以核实，弄清情况：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规。道义，是指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德，可以和国君一起死，一起生，而绝不违背；天时，是指阴阳向背、天气冷暖和四时变换；地利，是指地形的远近、险夷、宽容、死生；将领，是指指挥者的智慧、诚信、仁慈、勇敢、严明；法规，是指队形编制、官吏委派、财务管理。凡此五项，身为将领，不可不加过问，知道的就能胜利，不知道的就不能胜利。所以通过计算，加以核实，弄清情况，就要问：国君哪一方有道义？将领哪一方有才能？天时地利哪一方能掌握？法规号令哪一方能执行？军队哪一方更强大？士兵哪一方更精锐？赏罚哪一方更严明？我凭这些就能判断胜负。如果【受计者】服从我的计谋，使用必将获胜，就留用他；如果【受计者】不服从我的计谋，使用必将失败，就撤掉他。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计谋有利并得到执行，才去制造“势”，用来辅助出兵国外后的行动。“势”，就是利用优势，制造机变。军事，是诡诈之道。所以能反而示以不能，用反而示以不用，近反而示以远，远反而示以近。敌贪利就诱惑它，敌混乱就袭击它，敌充实就防备它，敌强大就躲避它，敌恼怒就骚扰它，敌卑怯就使之骄傲，敌安逸就使之劳累，敌亲密就使之离心。进攻其毫无防备之处，出击其意想不到之地。这就是兵家得胜的诀窍，不可能事先传授。

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凡是没有出兵交战就在“庙算”上先已获胜，是由于得到的“算”较多；没有出兵交战就在“庙算”上先已失败，是由于得到的“算”较少。得到“算”多的胜过得到“算”少的，更何况是那没有得到“算”的呢！我凭这些去看，胜负之分就一明二白了。

此本篇名一律作两字，但本篇和下面的《〈军〉形》、《〈兵〉势》两篇，上字均系后人所加。“始计”，可能是因兵家“先计而后战”之说增“始”字；“军形”，可能是因曹注解题作“军之形也”增“军”字；“兵势”，可能是因曹注解题作“用兵任势也”增“兵”字，今据简本、《十一家》改正。

计，《说文》：“会也，筭也。”这里指篇末所说的“庙筭”。筭，是一种原始计数工具，与筹、策是同类性质的东西。古代出兵之前先要在庙堂上用这种工具计算敌我优劣，叫做“庙筭”。庙筭是出兵之前的决策，先于野战和攻城。古人认为，一国君将必先操握胜算，然后才能出兵，这是兵略的第一要义。所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分兵书为四类，其中“兵权谋类”即以“先计而后战”为基本特征。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