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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前719-前645年），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曾任齐国相，推行盐铁专营、“四民分业”等改革。《牧民》作为《管子》开篇，系统阐述富民安民、选贤任能等治理策略，提出“授有德”“务五谷”“令顺民心”等施政纲领，其思想涵盖农业、法治、教育等领域，成为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国颂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十一经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恶，则轴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六亲五法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国颂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也将由此而惰怠；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四维

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四顺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十一经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六亲五法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侯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

驾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路，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对你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灾祸的发生。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总是失掉贤能的人才。

《管子·牧民》是《管子》一书的首篇，全文系统地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文章核心思想包括：强调物质基础决定道德文明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主张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废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及作为国家纲纪的“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内容结构分为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或士经）、六亲五法等部分，涵盖以农为本、发展经济、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治国方略，文中还提出“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的治理理念及具体施政纲领。

《牧民》篇的成书与作者问题历来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现代学界推断《牧民》之成书应在战国前期。《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顾颉刚因此称《管子》全书为一部“稷下丛书”。在思想来源上，《管子》多处袭用《老子》，例如《牧民》篇中“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的观点，即袭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予之”的概念。

关于其学派归属，历史上存在不同看法：《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类，而《隋书·经籍志》则归入法家类；现代学者多视其为法家或黄老道家的代表作。《牧民》作为《管子》“经言”部分的早期篇章，曾在稷下学宫被用作讲学材料。《管子》中有《管子解》，包括《牧民解》对其进行解说，是稷下管仲学派讲学授业的成果。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例如《韩非子·难三》就载有《牧民》中“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的语句。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他曾任齐国相，推行盐铁专营、‘四民分业’等一系列改革。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的源头。

《管子》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相传为春秋时管仲所撰，实为管仲学派的一部作品总集。全书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有十一篇已经亡佚。其版本流传情况需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