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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说讲述了上海普通弄堂女性王琦瑶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选为上海小姐到八十年代被杀共四十年的生命史。女学生王琦瑶当选“上海小姐”，成为李主任外室，在李主任死后逃跑，再回到上海已成熟。在与康明逊艰难的爱情中，王琦瑶保持了聪颖与精细。而与摩登青年“老克腊”的忘年恋终于使她的聪慧与忍耐坍塌，并由失控带来最终的崩溃。小说塑造了一个既风情优雅又精于世故、既向往功利又敢于付出的上海女人形象，通过她四十年的日常生活史的变化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女性的性格特质与命运沉浮被浓缩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蕴涵。

该小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入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形式的作品。

社会背景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建设带动了海派文学的复兴，上海早已不是从前的上海。于是人们想起了新感觉派笔下的十里洋场，想起了张爱玲、苏青笔下的上海闺阁故事。怀旧的热潮势不可挡，很快蔓延到了海派文学的每个角落。作为一名上海女作家，海派文学既深深影响着王安忆，又形成了对王安忆影响的焦虑。当海派文学沉浸在怀旧风潮中，竭力塑造一个娱乐化、小资化的上海时，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以一个另类的形象出现了，《长恨歌》被舆论看作是上海怀旧文学的扛鼎之作。不过，王安忆在采访、谈话中一再表示《长恨歌》不是怀旧，小说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故事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

创作过程

《长恨歌》的故事动机，源于王安忆看过的一次小报报道，内容是一个上海小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被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王安忆已经不记得了，读时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王安忆想自己哪一天总会写它的。写《长恨歌》时，开始她打算写城市的很多秘闻，采取散文化的、平均分配的写法，在最后一刻，王安忆想起多年前读过的那个故事，她决定就写这个人物，她就是王琦瑶。王安忆曾在访谈中说道，她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对于《长恨歌》的命名，王安忆决定采用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作标题，借用这首古诗中的悲剧色彩来为小说奠定一个典雅而又哀伤的基调。

出身上海弄堂的女中学生王琦瑶偶然认识了摄影师程先生，在他及好友蒋丽莉的帮助下参加选美，被选为“上海小姐”，由此开始她充满传奇的人生。作为颇有姿色又可人的“上海小姐”，王琦瑶被国民党大员李主任养为外室。李主任给予了她物质上的满足，两人进行的是一场得过且过的恩爱，彼此对未来都没有长久打算。李主任死于空难后，她陷入恐惧，逃到乡下避难。回到平安里，王琦瑶按下心头的浮华，开始平淡素朴的生活。在严家牌桌上，王琦瑶结识了没落的旧式大户人家子弟康明逊，经过反复试探，两人接纳了彼此。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但康明逊担不起父亲的责任。王琦瑶本打算在混血儿萨沙的帮助下做掉孩子，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忽然决定生下这个孩子。王琦瑶生产之际遇到了程先生，宅心仁厚的程先生担负起照顾王琦瑶母女生活的担子。然而，“文革”爆发，程先生便自杀了，王琦瑶侥幸度过令人胆战心悸的十年岁月。

“文革”结束后，随着女儿薇薇的长大和出嫁、出国，王琦瑶走入了属于自己的怀旧时代。王琦瑶荣膺“上海小姐”的旧事重新被人们提起，薇薇同学张永红将王琦瑶介绍到各类年轻人的派对中去。在这些场合，她似乎重新找到生命的喜悦。聚会中，充满怀旧之心的年轻男子“老克腊”被王琦瑶的风韵所吸引，逐渐与她熟悉起来。“老克腊”爱上了王琦瑶，王琦瑶仿佛回到旧梦前尘，两人陷入了畸恋。当“老克腊”要别她而去时，王琦瑶为了挽留不惜以黄金相诱，然而她的真心告白非但未能留住“老克腊”，反而加速了他逃逸。最后，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因觊觎金条，在与王琦瑶的争执中杀死了她。

王琦瑶：故事主人公，上海人。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小姐选美，走出了弄堂世界，步入了上流社会的视野。“上海小姐”的名号迅速提升了王琦瑶的身价，使她成为李主任的外室。她以为做了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就能享受繁华和荣耀，其实她只不过是男人休憩时的抚慰。在这之中，王琦瑶只有漫长寂寞的等待，直到李主任因飞机失事罹难，如花似锦的日子戛然而止。历尽沧桑回到上海，王琦瑶已自力更生，她努力保存着自尊与美丽。然而遇到康明逊，一切的淡定化为又一场欲望。当王琦瑶冒着流言生下女儿后，康明逊悄然离开。从此失爱的焦虑与生存的不安全感交织在一起，将她的身心紧紧包裹。进入八十年代，步入中年的王琦瑶表面平淡如水，内心情感的潮水从未平息，女儿出国后她的日子更像一潭死水。面对与自己女儿一般年纪的“老克腊”，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陷入爱恋中，甚至放下自尊，想拿她的底来换“老克腊”几年的日子。

程先生：王琦瑶一生都从末钟情过程先生，但程先生能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追随着王琦瑶，因为程先生认定王琦瑶即便是个影子，他也要追随的；这影子就是被风吹散，他也要去寻觅。在王琦瑶心里，程先生是这样的存在，“退上一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当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之后，程先生离开了上海。等他十几年后再回来，昔日光彩夺目的王琦瑶成为身怀六甲的单身母亲，程先生仍未改初衷，悉心照料她们母女。直到他见到康明逊，才知道王琦瑶从来没有给过他爱情。

康明逊：王琦瑶的前男友，一个旧上海资本家姨太太的儿子，典型的民国遗少。他心里清楚，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失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泡影。他有多沉醉，就有多清醒。作为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在家庭中根本没有地位与能力，可以让他娶王琦瑶为妻，更何况他与王琦瑶都是被时代淘汰的人，尽管同病相怜，却难以走到一起。当王琦瑶生下女儿后，康明逊悄然离开。

“老克腊”：王琦瑶的前男友。一个听老唱片、喝小壶煮咖啡、玩老式幻灯片，以怀旧为时尚的年轻人。二十六岁的年纪里，时间还没把道理教给他，所以他才敢怀旧。当他遇见王琦瑶，一个是憧憬，一个是缅怀，不免迷失到了时代的虚幻里。当他与这个现实的女人开始有肉体上的接触时，他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恶心和沮丧，于是他摆脱了王琦瑶。

作品主题

上海精神

《长恨歌》从少女时代的王琦瑶，一直写到王琦瑶去世，但王安忆并非仅仅围绕王琦瑶的一生展开叙述，她是想通过王琦瑶引出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自尊、宽容、讲究、务实等方面的上海精神。小说记录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市井生活，王安忆意在通过对上海小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挖掘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可以看出王安忆对于上海市井中的寻常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长恨歌》所描写的历史跨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四十年间，上海风云激荡，王琦瑶的小日子却滋润平安。她躲进弄堂的角落，坚韧地守护着炉边的小天地，过着柴米油盐的小日子。这是王琦瑶用精明和坚韧构筑的小日子，也是日常主义对政治的胜利。也只有这样的王琦瑶能成为上海女人的“芯子”，成为上海生活史的见证人，成为上海精神的化身，用她曲折婉转，沉浮不定的人生故事反映出一座城市的风情和内涵。透过王琦瑶的生命历程和生存状态，可以了解到存在于上海市民中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文化内涵，包括“精于时尚、骄傲自尊、坚强柔韧”等。

由王琦瑶对时尚的深刻领会，可以发现上海这座城市时尚而富有风情，任凭时代如何变迁，王琦瑶总是站在时尚的前沿；不管生活如何艰难，王琦瑶总能过得有情调。上海人的时尚，是用人生来经营的时尚，这时尚也就成为永远的前沿阵地；上海人的穿衣打扮，是饱含了心意的时代精神，这穿衣也就成了历史的记忆。身为弄堂女儿，王琦瑶晓得要用清冷衬托热闹，用素净点缀声色，用平淡面对虚华。在晚会的中心，王琦瑶总是那繁华热闹里的一点静，万紫千红里的一点素，群声伴奏里的一曲清唱，高谈阔论里的一个无言。上海的晚会，因为有了这样的王琦瑶，才有了骨子里的风和艳；上海的夜晚，因为有了这样的王琦瑶，才染上叫做情调的东西。

王琦瑶心里有一份自我坚持的骄傲和自尊，骄傲是张弛有度的矜持，自尊是欲擒故纵的保护。面对吴佩珍去片厂的邀请，王琦瑶明明想去，却要故作矜持。竞选上海小姐的初期，程先生和蒋丽莉的热情远高于王琦瑶，王琦瑶仿佛事外中人，只是敷衍应付，其实是为了保护那颗自尊的心。故作的矜持和容易受伤的心，其实里面装的骄傲和自尊，这是王琦瑶做人的方式，也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从昏暗杂乱的弄堂到奢华富贵的“爱丽丝”，再到邹桥水乡，最后转归弄堂平安里，不论身处何地，王琦瑶总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弄堂女儿到军政要人的外室再到单身母亲，不管怎样的人生角色，王琦瑶总是可以从容面对。沧桑多变的岁月给了王琦瑶与生俱来的坚强和柔韧，赋予这座城市坚强不屈，随遇而安的特质，这也是上海市民在百年历史中积累沉淀的性格和精神。

在风雨飘摇的四十年代，王琦瑶忙着试镜拍照、竞选上海小姐，这城市也夜夜歌舞，不问时事。五十年代的平安里，王琦瑶为一份糕点的花样费尽心思、为朋友的相聚兴奋不已、为恋情的失败悲伤痛苦。六十年代的饥荒时节，王琦瑶的家里却总是饭菜的香味。“文革”年代，王琦瑶的隐秘身世从未被揭开。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王琦瑶辗转于母女间的惬气摩擦、操持女儿的终身大事、出没于年轻人的时尚“派推”。纵观王琦瑶的一生：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有个人的争取和努力；没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只有精明的生存哲学。正如上海的普遍市民，他们只想把日子过好，只求有一份安稳的生活。

女性悲剧

小说中，王琦瑶除了在年轻时成为有名的三小姐这一段生活，她不算太短暂的生命轨迹充斥的尽是阴暗和晦涩。但这阴暗和晦涩并不是命运的不可避免，而是王琦瑶心甘情愿的选择。王琦瑶的悲剧，首先是她生存选择的悲剧，她人生的不幸，始于她对自身价值的突显和未来生存问题处心积虑思考之后的选择。对权利、对荣华富贵的向往，使王琦瑶放弃了有尊严有爱的生活，在人生道路上走歪了方向，以致于她的一生不得不在这条歪路上抗争。这种功利性的选择不仅拉开了王琦瑶悲剧序幕的一生，也显示了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淡薄和扭曲，为小说的悲剧氛围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作为女性，王琦瑶总是奋力地寻找着男人的坚强和保护，到头来发现她选择的男人总是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总是他们先被打倒、被击败。李主任仓促间把命搭上了，康明逊逃之夭夭，程先生连自己的命运都承担不起，剩下王琦瑶继续生命之旅。从表象上看，经历了风雨的王琦瑶似乎有了几分女性的自醒自觉，总是以一种韧劲在与一切做着抗衡，不用依凭男性寻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抛弃世俗的一切来接纳曾经被她用物质交换出去的爱情。可实质上她的抗争总是带着些妇人性，是躲在狭小空间里的小挣扎、小把戏，既没有和男权社会抗争的实力，也没有走出“大世界”寻找出路的信心。一旦社会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她的世界就随之坍塌。徘徊在得到与失去之间，王琦瑶不过是在和自己做抗争，忙来忙去还是一个人，她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只剩一个悲剧的结局。

艺术特色

叙事视角

小说开篇设置了一个从上空俯视整个上海的“至高点”一一“鸽子视点”。“鸽子”执行着一种介于人神之间的功能，它是王安忆作品中审视生命的智慧态度。站在“鸽子”的最高处，王安忆看到的是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是繁华过后的居家平淡，是浮光掠影下的真实底蕴。这种超然物外的特殊视点，使王安忆不但从民间叙事的角度，展现一个平实而又具体的上海世界，而且以清醒俯视的态度对这个上海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关照和体察。“鸽子”视角是直捣内心，不留余地的，是包容一切，体察入微的。城市的沧桑和柔美、大气与温婉、明媚与阴暗、光明和狠琐，都被“鸽子”看得真真切切。“鸽子”视角使作者自始至终与故事中的人物保持适当距离，作者不会直接干涉人物的行为和思想，而是以冷静沉着的笔触客观呈现人物的悲欢离合，推动情节发展。作者既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随时走进人物的内心，又可以因为文本的表达，加以评论性的干预。王安忆作为隐而不说的叙述者，把小人物的柴米油盐描述得错落有致，迂回咏叹。

《长恨歌》展现的是以女性为主的生活历史，王安忆从女性的视角透视着时代变迁中平凡女性的精细生活和生存境遇。这是王安忆对女性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确认和张扬，在历史的洪流里，恒久不变的是女性对生活的热情与专注，积累沉淀下来的是女性面对挫折困苦的坚韧和勇气。王琦瑶生活中点滴的细节都被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角度延伸扩展，成为读者了解上海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挖掘上海精神的美丽矿藏。

空间意象

小说第一章没有故事，只有环境，作者事无巨细地写弄堂、闺阁、鸽子这些看似拖沓冗长的片断，这三个片断成为连接和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无论故事发生了怎样的爱恨离别，读者总能联想到第一章里提到的弄堂、闺阁、鸽子。这些被赋予了感情和性格的城市意象，构成了故事的整体框架，聚合成上海这座城市的灵与肉，然后又分散到城市的角落。

从早期的石库门到后期的新式里弄，再到花园式公寓式里弄，以及与高级住宅形成强烈反差的棚户区，在这些不同的里弄住宅形式里，石库门弄堂和新式里弄是上海民居的主体，也是《长恨歌》描写的主要所在，其中又以石库门里弄住宅为最。这样的弄堂里，居住着最广大的普通市民，他们是上海文化的主要载体，传达着最丰富的生活包容：细琐的日常生计、纠缠的邻里矛盾、浓艳的爱情故事、扑朔的隐私传奇。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弄堂图景画徐徐展开。

上海寻常人家的弄堂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亭子间里，背阴的窗挂着写满心事的花窗帘；细心描画的百合花墙纸；慢工慢绣的金丝草被面；绣到一半儿的鸳鸯蝴蝶，这便是弄堂女儿王琦瑶的闺阁。这闺阁本应是纯洁如花蕊，却做在嘈杂混淆的弄堂里，没有任何严密性可言，这也形成了女孩思想上的开放，她们不仅感知着上海洋场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接受各种新潮思想和时尚观念。因而，王安忆称它是“变了种的闺阁”，闺阁里的“王琦瑶们”：可以心里想着《西厢记》里的莺莺，嘴上却说着好莱坞的情话；可以身上穿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脚上却踩着高跟鞋。

伏笔铺垫

小说的每一个重要转折都事先做好了伏笔和铺垫。王琦瑶在故事开始看到一个女人死去的场景，这场景非但让王琦瑶感到恐惧，反而有点熟到心里去的意思，“就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当故事发展到最后，读者才恍然明白，原来结局早已注定：“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小说中，经由女儿薇薇，王琦瑶认识年轻的朋友，如张永红、长脚、“老克腊”。长脚在一出场便挥霍如土，在社会边缘投机取巧地生活，这其实是为长脚的举动进行的铺垫。为了维持虚华，长脚必会挺而走险，不顾朋友情谊。而长脚的杀人动机早在故事开头就已埋设好。李主任曾给王琦瑶留下一个盒子。特殊年代的饥荒、独立抚养女儿的艰辛、薇薇的远赴重洋，在这些艰难而重要的时刻，王琦瑶都没有动用过盒子里的金条，这是她一生的后盾和依靠，可面对与老克腊虚无的畸形恋，王琦瑶丧失了理智，企图用金钱换取老克腊的爱情。王琦瑶不顾一切把木盒往老克腊手里推，老克腊用力挣脱，走了出来，他手上还留有王琦瑶手的冰凉，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这普通的告别却是“死到临头”的感觉，预示着木盒被打开，灾难也要临近。

叙事语言

在小说中，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推进，还是人物心理的分析刻画，采用的是统一风格的叙述者语言，甚至人物对话没有形式上的标志，如：“王琦瑶心里迷蒙着，不知道身在何处。严家师母从里面大厨取出一段绛红色的衣料，在她身上比划着，说要送她做一件秋大衣，还拉她到大橱的穿衣镜前照着。她从镜子里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烟斗，心里忽然跳出‘爱丽丝’三个字，这里的一切和‘爱丽丝’多么相像啊。她其实早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什么，又勾起什么，所以，她不敢来。”在这里，社会环境、人物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心理等是由叙述人的话语传达出来的。从小说的语言形态来看，完全没有了传统小说中出现的“他说”“她说”直接引语，小说中用的是陈述式句子，是作家转述的语言而没有人物的个性语言，这种纯叙述的语言方式拉近了故事与作者的关系，而拉远了故事与读者的关系，作者由此营造了文本世界里如烟如尘的朦胧美感。这是属于王安忆的独特语言结构和叙事节奏，是王安忆改变传统语言风格的尝试。从综合文本的角度看，这种叙述性语言使整部作品有种紧密结实的文本构架，读者的注意力更倾向于故事背后所展现的情景与含义，而不是纠结于故事本身的缠绵。尽管小说写的是女人的故事，女人的日常生活，但文本的风格没有女气之感，反而透出清晰的脉络和严谨的思路。

再比如，描写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决赛时分的“静”时，这种“静”被展开来细细描绘，反复强调：“这一刻静得没法再静了一一这是这个不夜城的最静默时和最静默处，所有的静都凝聚在一点一一这城市的激荡是到最极处，静止也是到最极处一一好了，这静眼看也到头了，有新的骚动要起来了。”在这里，关于“静”的描述，仅仅是总结性带头语句就有五处重复，这五种“静”又分别被拆开来，铺陈去，详尽说明，一一解析。这“静”是“奇境中的一丝人间烟火”，是“压抑着的那点心声”，是“用力收住的那个体止”，是“心都跳到口边了，弦也要崩断了”。这种重复性的语言，看似啰嗦，实则是凝聚力很高的艺术形式，文本的表达变得铿锵有力，情节气氛被烘托出来，带给人想象空间，有种排山倒海式的阅读快感。这是王安忆特有的语言风格，不仅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看性，更是王安忆上海书写里的独特魅力。这种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的语言艺术，使小说文本有种厚重结实的文字氛围，这种氛围不断扩展放大，晕染出浓浓的上海风情。

荣誉表彰

1996年，《长恨歌》获选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1998年，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1999年，入选《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0年，获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18年9月27日，该小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2019年9月，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长恨歌》的作者用自己独到的叙述方式抒写了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对于那些远离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与弱者的深深的同情。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渐渐地浸润出了那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的感染力。（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语）

《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兼大欢场里，多少蓬门碧玉才敷金粉，又堕烟尘。王琦瑶经选美会而崛起，是中国“文化工业”在一时一地过早来临的讯号；但她的沉落，却又似天长地久的古典警世寓言。是在巧妙的揉合了既旧且新的叙事技巧与人物造型中，王安忆有意证明自己作为“上海”“女”作家的自觉与自恋。（评论家王德威评）

《长恨歌》是王安忆写作道路的第二个里程碑。小说在内涵上充满了诗学的张力：一方面小说开掘了都市民间新的写作空间，重新建构起海派文学的美学特征，并且与张爱玲的传统接上了血脉；但是在另一方面，《长恨歌》连同后来的《富萍》，站在左翼立场上对于所谓“怀旧热”的海派市民传统进行了嘲讽与消解。这是《长恨歌》文本内涵特别丰富甚至充满张力的重要标志，海外许多赞美《长恨歌》的文章仅看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赞美王安忆接续了张爱玲，却没有注意到王安忆同时也恰恰颠覆了张爱玲的传统。（学者陈思和评）

《长恨歌》第一稿写成于1994年9月23日，第二稿写成于1995年3月16日。1995年，《长恨歌》以连载的形式分三期在《钟山》上刊完。1995年11月，《长恨歌》在大陆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在中国台湾地区，《长恨歌》第一部在《中国时报》副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

《长恨歌》的英译本由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Berry）和华裔学者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译完成，并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