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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故事，刻画了曹七巧从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的过程。七巧被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欲爱他人而不能爱，在姜家熬了多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亲手毁掉自己儿女的幸福。曹七巧对权力、金钱的执着追求，致使母子关系破裂，其悲剧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庭制度对女性人格的扭曲。小说表面上描写家庭、婚姻等细枝末节，实际揭示了生活表面之下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秘密，同时通过对母亲身份与家庭权力关系的探讨，反思了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主体性的消解。

小说发表后，翻译家傅雷评价“至少也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评论家夏志清称赞小说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004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和舞台剧先后推出。

张爱玲在上海开始了写作生涯，1943年的上海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霾又给上海增添了颓废的气息，人们大都注重于及时行乐的生活。传统的生活和思想价值观念与现代的价值观念掺和在一起，使整个城市透露出光怪陆离的模样。《金锁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小说中对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战争近在咫尺的生活状态的描写，将人性具有的恶表现得透彻，既充满时代的印记，又融入张爱玲个人的身世背景而形成的人生经验。

《金锁记》是张爱玲将“男女问题”借助家庭这一载体来表现“时代的梦魇”的典型文本，其创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阴影笼罩下产生的心理危机的克服。张爱玲说，当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时，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金锁记》正是这一产物。年幼时的张爱玲对家族旧事有浓厚的兴趣，然而，面对她的追问，父亲常常回避，姑姑和母亲更是绝口不提上一代。据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回忆，《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

曹七巧出身经营麻油生意的家庭，被嫁给残疾的姜家二少爷。没有得到满足的情欲和封建大家庭无处不在的心理倾轧使她的性格发生畸变，变得狠毒、刻薄。曹七巧将目光投向姜家三少爷姜季泽，试图在他身上寻求慰藉，但姜季泽拒绝了她。现实的残酷和对金钱的欲望逐渐燃起了曹七巧对财富的无尽渴求，她一步步深陷自己铸造的黄金枷锁，心灵也日渐扭曲。

好不容易熬到丈夫和婆婆死去，分家之后，曹七巧陷入了恶行的深渊。为了护住这副枷锁，她拒绝了姜季泽的爱慕之意。女儿长安也成了七巧手中的牺牲品。七巧让长安裹足，使长安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笑柄。长安在学堂品味到新生的自由，却在七巧的无理纠缠下放弃求学。正当长安与童世舫萌生爱意时，七巧设法让长安染上烟瘾，败坏她的名声，赶走了童世舫。儿子长白亦在七巧的诱导下染上烟瘾。母子二人窃谈儿媳的秘密，导致儿媳陷入绝望，悲惨离世。成为长白正室的娟姑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忍受不住痛苦，吞食鸦片自尽。最后，七巧在抑郁、懊悔中去世，身上只剩下沉重的黄金枷锁。

曹七巧：小说主人公。曹七巧出生于市井小贩之家，少女时代的七巧长得眉目紧俏，有着滚圆雪白的胳膊，聪明活波，性格直爽。由于自小父母故去，她一直跟着哥嫂长大。在麻油铺手脚伶俐的她成了活招牌。哥嫂为了钱财，将她卖到了姜家。姜家众人看不起七巧，她出身低微，丈夫是个残废，连丫头们都背地里常笑话她。为了上位，她努力怀孕，企求以此提高地位。手里能支使的金钱不多，她便去偷。她对三少爷姜季泽产生想法，而他不可能带她去冲破家庭的束缚。婆婆跟丈夫相继去世后，为了避免分家时被欺负，七巧暗中提前调查，不肯退让。儿子长白结婚，她浑身不是滋味，对儿媳芝寿明讥暗讽，逼死芝寿，又逼死被扶正的绢姑娘，长白不敢再娶妻。女儿长安与童世舫两情相悦，七巧也不遗余力地拆散了他们。

姜长白：七巧的儿子。长白到最后都没能摆脱母亲的阴影，成了一个吸大烟、乱花钱、荒废时间的人。小时候，生病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没能得到正常的父爱，而母亲脾气糟糕。姜家大房三房里的儿女进了洋学堂读书，七巧便也要送长白去投考。长白除了打小牌之外，只喜欢跑跑票房，正在朝夕用功吊嗓子，只怕进学校要耽搁了他的功课，便不肯去。他并不是自己去开拓自己人生的人，更不是照顾家庭的人。结婚后他不但没有忠实于家庭，连夫妻之间应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都不懂，让妻子陷到困境里。

姜长安：七巧的女儿。长安有机会去新式教育学校读书，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但她因不小心丢掉了东西，怕母亲到学校里来闹，自动放弃上学。有时她也觉得栖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回了。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跟母亲惬气，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长安没有了其他希望，在母亲的劝诱下抽了大烟。

姜季泽：曹七巧的小叔子。他是固守旧时代的人，依靠着没落下去的家族而活着。他在母亲在世时没有正经工作，整日游手好闲，出入妓院。外表看起来华丽，性情却柔弱、傲慢，母亲去世后分配财产的时候也是摆虚架子。之后他没有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就去找七巧，想利用七巧喜欢自己这一点夺走她的钱。他虽然有健全的身体，却是精神残疾者。

作品主题

小说围绕主人公曹七巧展开，一个曾经渴望爱情的纯真少女，在姜家人情欲和财欲的双重压迫下，最终形成了她扭曲的性格。张爱玲透过曹七巧悲剧的一生，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生活的压抑和性格的扭曲使得她们遭遇金钱的困锁，并最终走向沉沦。

情欲

曹七巧也有过纯真的少女情怀和生命活力，那时的七巧与所有妙龄少女一样期盼着爱情。然而命运将她带入婚姻的围城，让她与一个患有骨痨，没有一点人气的肉体作伴，煎熬度日。七巧作为一个女人，最原始的情欲无法得到满足，长期对于性的渴望与压抑便产生了畸形的宣泄。她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风流成性的三少爷季泽身上，希望在他身上找寻爱情的影子。当面对季泽与她的一次次调情时，她有着转瞬即逝的快慰，但她始终无法跨越雷池，破坏封建大家庭的人伦秩序。她了解自己内心的孤独与悲哀，在情欲与伦理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一边幻想一边克制，爱而不得让她深陷痛苦之中。多年后，季泽的甜言蜜语给她寂寥的人生增添了细细的喜悦，却又在短暂的沉溺中清醒，让她在悔恨又绝望中揭穿季泽企图骗取她钱财的阴谋。她断绝了最后一点幻想，让爱情彻底死去。于是，扭曲的情欲统治着曹七巧往后的人生，将她一步步推向深渊。

财欲

姜家，一个满清遗老的封建贵族家庭，因失去了权势地位而逐渐走向没落，金钱成为它往昔荣耀的象征。在这个旧式大家庭中，每个人钻营着各自的小生活，自私而没有人情味。七巧被婆家人轻视、鄙夷，连丫头也能恣意谈论与贬低。当她在情感上得不到回馈时，只能从金钱上获取生命的温度。她倾尽所能，甚至以压抑自我的方式在这场家庭争斗中去夺取一份生活的依靠，来补偿自己流失的青春与生命。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靠金钱来衡量与维持，婚姻被当做明码标价的商品时，财富成了七巧生存的唯一支撑与目标，她的所有幻想与动力都集中到金钱上。然而追求财富的路从来没有止境，她用牺牲的幸福换来了金钱，得到了情感上的寄托，却也彻底套上黄金的枷锁，用下半生完全占有它们。

亲情

七巧出身卑微，从小失去双亲，哥哥是她唯一的亲人，然而他将妹妹的婚姻交易看得理所当然。女性在纲常礼教的束缚下被贬为他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被当作交易的砝码任人宰割。七巧的前半生被压迫而渐渐扭曲了人性，于是她在孤寂与疯狂中变为父权的代理者与施虐者，将她被磨折的生命力变本加厉地报复在子女身上。她想将儿子长白永远禁锢在自己身边，让他抽鸦片，远离烟花柳巷。当她意识到总有一天儿子会跳脱出自己的占有时，她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儿子与媳妇的关系，将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儿媳妇身上。面对女儿长安，七巧给她裹脚，对她极尽羞辱，发泄愤恨。后来，七巧想方设法阻挠女儿与童世舫交往，扼杀女儿的幸福。她的母爱在金钱的“异化”下走向反面，七巧将儿女视为与金钱相同的所有物，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她那疯子般的审慎给读者造成强烈的道德上的阴郁恐怖，让人们看到沦为父权操控时畸形的母爱。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曾经用它锁住爱情，锁住自己，用一生独自承受欲爱而不能的痛苦。与此同时，她用黄金的枷劈杀了儿女的幸福，拼死拉着能拉的一切陪葬。透过曹七巧的悲剧命运，可以看到新旧时代更迭中人们的生活状态，父权宗法制社会下女性的进退两难，血缘亲情丧失了原本的纯洁性，人们在斗争中挣扎，在挣扎中被腐蚀。张爱玲通过刻画这一复杂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表达对那个时代女性世界的反思。

艺术特色

象征手法

小说开篇和结尾以间隔三十年形态各异又相似、循环反复的月亮隐喻了一代又一代人生命的起始和衰落，在时光流逝中既相似又不同的命运往复轮回着。其后又以“铜钱大的红黄湿晕”般的月亮预示曹七巧被金钱禁锢和折磨的一生，接着以下弦月这一缺月形态隐喻七巧逐渐衰落的命运走向，以缺月形态象征长安被七巧严密控制和禁锢的残酷不堪的人生，以脸谱、面具般的月亮形态揭示了在七巧控制下芝寿注定屈服的命运，强调了七巧对身边人病态癫狂的控制和禁锢。最后月亮呈现出完满的形态，将月亮与太阳、黑夜与白昼的界限模糊，将其进行混淆，形成强烈的反差，营造出恐怖异常的氛围，强调了七巧控制的疯狂程度和芝寿的极度恐惧与不安状态。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退了色，青山绿水换成一张他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从这里开始，曹七巧身上的枷锁牢牢地嵌入身体。作者写镜中人却先写房间内的摆设，晕船的感觉给人以恍若隔世的错觉，镜中翠绿的山水正是曹七巧的青春年华的象征，十年后与之相对的是一张遗像。曹七巧熬了十年，而这十年不过是镜中物象的转瞬，时间的单一性和不可抗性显而易见。镜子本身不能产生任何景象，它只有反射的功能，所呈现的像是虚像，七巧的人生也是如此，恍若梦幻，十年的时间在镜子中呈现出来的只是两个画面之间的转换，她的单薄青春甚至不值一提。

镜子的功能不仅在于反映人物的内心状态，在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少年时期长安和春熹耍闹，春熹好心扶着要跌倒的长安，却从镜子里看到了气势汹汹的七巧，这里的切换类似现代电影中的镜头切换，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将所有人物的悲剧都集中到了七巧身上。七巧不问青红皂白怒骂春熹，实际体现的是她的自卑，不得不以先发制人的架势虚张声势。文章通过镜子的反射功能巧妙地转换空间，七巧的神经质、多疑、心虚、自卑也在这个微小的事件中显露无遗。

色彩描写

红色是小说中使用次数最多的颜色，张爱玲用红色来表现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女性对于爱情的欲望。小说中对三少爷姜季泽的出场有这样一段描写：“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着一根三脱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此处刻画了姜季泽强壮结实的男性形象，尤其是鲜红的腮颊体现其旺盛的生命力，与二少爷的残疾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交代七巧爱慕姜季泽的原因，另一方面凸显了七巧的爱情悲剧。但色彩的意义不是固定的，小说尾声部分，对七巧有着“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的形象描写，背光的环境整体是昏暗的，这里突兀的大红是曹七巧精神扭曲的标志。

白色在小说中也经常出现，衬托七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性格与心理，并带有隐喻意味。出嫁前，七巧高高挽起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以简洁清秀的服饰色调展现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出嫁后，七巧穿着白香云纱衫，黑裙子，黑白的色调暗淡无光，影射七巧不幸婚姻造成的灰暗人生。此外，白色有纯洁、干净之意，姜季泽在分家后拜访曹七巧时，七巧手中的团扇之白与她混沌复杂的人生经历形成对比，在反讽和隐喻之中更显七巧的命运悲剧。在七巧看穿季泽的盘算，季泽在争吵中愤愤离去后，只见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风像白鸽，白鸽如风，一切离去，喻示七巧对季泽爱情的破灭，意味着七巧人性的覆灭。

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小说开头，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评）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

《金锁记》初载1943年11月、12月《杂志》第十二卷第二期、第三期，收入《传奇》。1955年，张爱玲由港赴美，开始计划《金锁记》的改写。1956年，英文本Pink Tears（粉泪）完成，但被拒出版。张爱玲加以修改，将其更名为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寄给出版商，奈何再次被退稿。1965年，张爱玲将Rouge of the North译成中文本《怨女》。1966年，《怨女》在港台地区连载。而后，张爱玲应邀将最初版本《金锁记》译作The Golden Cangue，该篇小说在197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