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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说集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共14篇。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深刻揭示了农民希望革命但又思想上麻木愚昧、不觉悟的矛盾，塑造了被压迫的农民、城市贫民、没落知识分子等的形象，表现出作者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作者还从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必须有一个广泛、彻底的思想革命。《呐喊》打破了以讲述故事为主的古典小说模式，开创了以表达思想情感和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现代小说模式，灵活自由地选择不同视角，采用顺叙、倒叙、插叙等形式，并在叙事的同时，间以心理刻画与外部描写相结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结构体式。

《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鲁迅与《呐喊》的相关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呐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和发展，对其后几代中国新文化作家的培养，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呐喊》中，《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阿Q正传》塑造了阿Q这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艺术形象。1999年6月，《呐喊》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首。

⑴《狂人日记》借用主人公“狂人”的自述，描述了“狂人”被迫发狂以及由觉醒以至反抗的过程：始由一群围观者奇怪的眼色、铁青的脸和交头接耳的议论引起的恐惧，又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的人吃人事，便怀疑为他操劳的大哥和替他把脉的医生都是要吃他的刽子手；进而归结到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最后发出“我诅咒吃人的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救救孩子”的呼喊。

⑵《孔乙己》通过咸亨酒店小伙计的耳闻目睹，描绘清末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的生活遭遇。胡须花白的孔乙己连半个秀才都没有捞到，既不会营生，又好喝懒做，以致因偷窃而挨打，在酒店里被人奚落和嘲笑。最后由于在丁举人家偷窃，被打折了腿，但还不忘爬着进酒店喝酒，从此不见其人，已被人们遗忘于世。

⑶《药》写茶馆主人华老栓用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治久患的肺病，终于无效死去的可悲故事。清政府刽子手康大叔杀死了革命者夏瑜，同时又把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当做药去愚弄华老栓；夏瑜因革命被捕、被杀，他的血竟成为一种迷信的药，结果被华小栓吃了仍不免一死。

⑷《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得了病，单四嫂子为他四处求医，盼望着“明天”宝儿的病就能好。但是“明天”到来了，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宝儿的生命。

⑸《一件小事》描述“我”乘人力车时撞倒了一位老女人这件小事，“我”对老女人的跌倒漠不关心，要车夫快走，而车夫却放下车，十分负责地细心照料。

⑹《头发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辫子后的一系列遭遇。N先生是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人，因为觉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辫子，却遭到了周围人的蔑视和厌恶，因此他深感中国的守旧和顽固——“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⑺《风波》以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描写它在江南水乡所引起的一场风波。船工七斤因在辛亥革命时被剪掉了辫子，当听到张勋复辟消息，皇帝又要坐龙廷，没有辫子要杀头，引起七斤一家的不安、忧虑。封建遗老赵七爷乘机猖狂活动，到七斤家威胁、恐吓、声称：没有辫子，该当何罪，更使七斤夫妇感到绝望。不久，张勋复辟过去，村中一切风平浪静。

⑻《故乡》以“我”回乡见闻为线索，通过闰土幼年时期和中年时期，以及“我”在回忆中的故乡和现在的故乡两种明显不同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近三十年来的农民生活日趋贫困，农村社会日益破败的真实景象，展示了闰土如何从一个“带银项圈”的“小英雄”变成“像一个木偶人”的艰难困苦的过程。

⑼《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受尽了惨重的剥削和压迫，可是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他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始终不能正视严酷的现实。此外，他也沾染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对它深恶痛绝，但封建统治者在革命到来时的惊恐，却使他快意并要求革命；但是因为这场革命忽视农民的力量，反而跟封建阶级相结合，结果是未庄一切依旧，只有阿Q被抓去枪毙。

⑽《端午节》的主人公方玄绰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员，早年也曾觉醒过，后来却消沉了。他严于责人，宽于责己，思想严重退坡，喜欢“差不多说”的“精神胜利法”。

⑾《白光》的主人公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十六回，回回落榜，也没有捞到秀才，终于变得精神失常，最后投湖自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⑿《兔和猫》描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小说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

⒀《鸭的喜剧》以亲切的笔调，回忆和记叙了俄国诗人爱罗珂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寂寞孤独的生活，以及他想借造成某些细小的乐趣来解除寂寞的失败尝试。

⒁《社戏》所叙“我”的三次看戏。开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写“我”在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后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我”小时候在故乡去赵庄看一场社戏。两次看京戏都窝窝囊囊心绪极坏，而看社戏却是意趣盎然永生难忘。

20世纪初，中国正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国家动乱，人民生活艰苦。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渐渐确立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路线，青年鲁迅则正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启蒙纲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鲁迅也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以各自的语言、各自的表述方式响应革命，随后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各派军阀窃取了革命成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鲁迅本希望能为教育事业的革新贡献力量，但根本无事可做，内心无比的孤独和苦闷。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向鲁迅约稿。鲁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受到极大鼓舞。鲁迅相信只要“大嚷”起来，就有“希望”唤醒“熟睡”的人们，就有毁坏那关着“熟睡”人们的黑暗的“铁房子”的希望。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邀请开始写文章，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们怀着尊敬与赞赏，又感到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连续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1923年鲁迅将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辑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收入《故事新编》中。作者鲁迅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而，《呐喊》是听革命前驱的将令的作品，也就是服从于“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遵命文学”。

1918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钱玄同建议鲁迅写一些文章，鲁迅知道钱参与编辑《新青年》，为了扩大影响，正在寻找“友军”。他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反驳：“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经钱玄同的要求，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他以两年前一个来北京的姨表兄患有“迫害狂”病症为原型，写了《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并且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自从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十余篇小说，其中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发表的还有《孔乙己》《药》。1922年12月，他将这些小说结集，以《呐喊》为书名出版。他在《呐喊》的自序中这样写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1919年12月，鲁迅返回绍兴，将母亲、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入住八道湾11号。其中“客房”，据多方考证，其实一度是鲁迅自己写作歇息的地方。他习惯深夜工作，为不打扰别人，选择一个人待在这个偏于一隅的僻静房间。此处位置不佳，条件也简陋，只有一扇后窗，却就在这书案的灯下，鲁迅写就了《阿Q正传》等作品。后院一排屋，从西向东分别住着周作人一家、周建人一家，以及最东的一间客房。1922年2月到次年4月，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就曾借住在八道湾周家的这间客房里。房前有一眼小小鸭池，便是《鸭的喜剧》里写到的那个，爱罗先珂为排遣异乡的寂寞，指挥孩子们在这里养了蝌蚪又养了小鸭。《呐喊》初版凡15篇，除前四篇《狂人日记》《药》《孔乙己》《明天》作于绍兴会馆，其余都在此院写成。

2020年，《呐喊》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迫害狂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从“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不是真狂，“狂人”是“五四”前夜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发狂正表现了他的觉醒和反抗。

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在咸亨酒店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他读过书，但没有考中举人，没有能爬上高官厚禄的地位。他所受的封建教育除了写一手好字和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以外，似乎别无所长。他是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与下层都距离遥远的人：物质上，他属于下层，但传统的封建教育又使他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极力想挤进上层的“长衣帮”队伍中去，于是他始终不肯脱下那标志着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严格界限的破长衫；既不能爬上统治阶层，又只会过寄生生活，既到了没落的境地，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就注定他“弄到将要要饭了”。为了生活，他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结果被毒打致残。他的灵魂被封建文化的毒汁早已残害致死，他带着被摧残的肉体和屈辱的心灵，离开了那个冷酷的世界。他是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华老栓

《药》中的华老栓——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单四嫂子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一位青年寡妇，她优柔寡断并且封建迷信。唯一的儿子宝儿病重，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单四嫂子最先想到的，是借助于巫神鬼怪的那一套。求神签、许愿心、甚至是给宝儿吃单方。她信服的神佛显然没有起作用，反而使宝儿的生命危在旦夕。宝儿的垂危终于使她认清了现实，原本将儿子的性命寄托在封建迷信上的单四嫂子，在一切神佛“加持”仍于事无补之后，才不得已求救于何小仙，而宝儿的生命也在这过程中画上句号。

“我”

《一件小事》中的“我”，“我”好不容易雇到一辆人力车，车夫拉着“我”走在雪夜中，突然车前倒下了一个“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的老妇人。在“我”看来，这个老妇人是自己从马路边上横冲到车子上的，虽然车夫已经避让开了，但老妇人“没有上扣的破棉背心”兜在了车把上，倒在了车旁边，所以“我料定这女人没有伤”，“我”便让车夫不要管她，继续往前走，但是车夫并没有听我的劝告或者并没有听到，放下车子搀扶着老妇人向不远处的一所巡警分驻所走去。车夫的一系列举动让“我”惊诧，“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N先生

《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N先生在多次无解的彷徨过后，看清了如深潭死水一般的旧中国社会，因为正是多年来专制性的高压政治环境让百姓们深受其害，才造成了时至今日无人敢随意谈论政治，只会无条件地遵从统治者的命令，并且自发性地远离政治的行为习惯。如今的“留辫”与“剪辫”实质上都是统治者政治强权的表现，民众头发的各种样式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即便如今的“剪辫”已经在形式上推行成功，但淤积多年的畸形历史重负却难在一朝一夕中得以消减，之后仍旧会有数种与“头发的故事”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因此N 先生在细数过自己那些血淋淋的过往后，激切难耐的情绪在此时推行至了最高点，他痛苦万分地喊出：“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七斤

《风波》中的七斤，是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闰土

《故乡》中的闰土，是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阿Q

《阿Q正传》中的阿Q，生活在赵太爷、钟太爷、假洋鬼子等地主阶段和买办阶级所统治的未庄。他的生活极为贫苦，没有家，住在土谷祠，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床棉被一顶毡帽和一个破布衫，可以说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也没有固定职业，平日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他是旧社会中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的贫苦农民。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自轻自欺、欺弱怕强和对敌人善于健忘，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从失败中求生，总是幻想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他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严重残害的不觉悟的农民形象。

方玄绰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是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新”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得过且过、软弱妥协。小说中方玄绰有句口头禅“差不多”，这句“平凡的警句”是他遇到不平之事时寻求心理安慰的工具。方玄绰并非是一个麻木、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黑暗现象有所不满，但因性格懦弱，缺乏“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只好用与阿Q 惯用的精神胜利法相仿的“差不多”说，“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来自我排解。

陈士成

《白光》中的陈士成，是个世家子弟，据他的祖母说，祖上是个巨富，只是到后代才败落下来。所以，他始终有光复门第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只有走科举的路子。只可惜他一连考了十六次，却是第十六次落榜，使得这个安排停当的前程“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在这样强烈的刺激下，他由精神恍惚而至于神经错乱。于是他的另一个发财计划就付诸行动了。这就是掘宝。藏宝的事，也是他祖母告诉他的，说是祖上在宅基里埋有许多银子，而且还留下一个掘藏的谜语，给有福气的子孙发掘。陈士成以前下第时，就曾发掘过，事后也感到过惭愧，这次就更加大掘起来，而且一直随着月亮的白光，寻到城外，终于淹死在万流湖里。

“我”

《兔和猫》中的“我”是一个小孩，邻居三太太买来的一对白兔和它们生的一窝小兔给家人带来了欢乐，但其中的两只兔崽却莫名失踪了。三太太怀疑是终日在墙头觊觎猎物的大黑猫所为，将兔子家族搬回屋里喂养。三太太充沛饱满的生命关怀深深感染了“我”，引发了“我”对于生命寂然泯灭的凄凉思考。“我”琢磨着哪天要为兔子一家报仇。

爱罗先珂

《鸭的喜剧》的爱罗先珂，是一个秉持“无所不爱”的人道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他相信世间的动物之间皆有爱——正是这一观念，促使他产生了“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创作童话《小鸡的悲剧》等行为。现实中的动物并没有人性，却在爱罗先珂人道主义观念的认知模式下具有了人性。当爱罗先珂把这一观念依托养蝌蚪、鸡、鸭等动物置于现实，却又不得不面临现实中的动物本没有人性这一事实的挑战——他遭遇挫折也就在所难免，实际上，这也确实导致了小说中蝌蚪的死亡。

“我”

《社戏》中的“我”，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平常在城里受着封建教育的束缚。与双喜、阿发等相比，难免有一些缺点，只会死读书，不会干活，看不到戏就“急着要哭”；但“我”到底还是个孩子。心地无邪，对封建教育极为反感，以“免念诗书”为乐事，所以更加向往农村生活。“我”是贯串小说的主要人物。不能说鲁迅所有小说中的“我”都是鲁迅，不过这篇小说里的“我”确实带有作者本人明显的影像，具有浓郁的作者主观感情色彩。前面写“我”在北京看京戏的不愉快，后面写少年时代在故乡看社戏的愉快。

主题思想

深刻揭露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礼教进行极其深刻的揭露、批判是《呐喊》最为鲜明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呐喊》中的所有作品。首篇《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叙述，揭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其本质是吃人。在揭示出吃人本质的同时，作者还揭示这一吃人本质对人民群众毒害之深，如《药》中的华老栓、《故乡》中的闰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小说在描写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民压迫奴役所造成的一系列悲剧时，既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民物质上的“病苦”，更重视揭露人们精神上的“病苦”，以警醒“不幸的人们”起来打破封建思想道德的禁锢。

深入剖析国民及民族的劣根性。

改造“国民精神”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中国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关注。他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质后进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呐喊，希望他们能认识并改造这些“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现实让作者深感无奈与悲凉，对于国民，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阿Q正传》是揭示这一思想主题的最为典型的作品，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更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病态心理。还如《药》《风波》《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揭示出国民愚昧、落后、因循守旧、麻木无知、冷漠自私等思想劣根性。

描写激烈的社会矛盾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上的自我剖析是鲁迅崇高的精神品质之一。他的这一品质也反映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呐喊》创作于中国民主革命风起的1919年前后。在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接受一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处于苦苦挣扎的艰难境地。鲁迅在创作中对这一类知识分子，重在剖析他们的灵魂，表现他们的思想矛盾和苦闷，如《一件小事》中的“我”、《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药》中的夏瑜等。而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奴役下的旧知识分子，鲁迅则重点展现了他们被扭曲的人性和卑劣的灵魂，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作者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大业中所承担的重任，因而对知识分子提出警告，希望他们不要沦为封建制度的精神奴隶，或者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

反映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风貌。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呐喊》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尤其是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阿Q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药》借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故事，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刻画了以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落后的农民群像。《风波》同样间接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故乡》则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通过闰土前后的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层层压迫下的深重灾难。《社戏》以农村少年形象为刻域重点，但剧场中人们的种种表现同样揭示了当时农民的整体精神风貌。《明天》以单四嫂子痛失宝儿为中心，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抨击了没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与冷漠。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活跃”于《呐喊》世界中的“社会”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早已经破碎，甚至是断裂。因而每个人虽都是“此在”，痛苦地存在着，但却不能“共在”，而多是“异在”，是在异己中存在。概而言之，破碎甚至断裂的异己关系，主要体现在革命者与民众、读书人与民众、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等四种关系当中。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社会效果如何评价，是迫切需要反思的现实问题。穿越《呐喊》的镜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革命者与民众者之间的彼此孤绝。社会在急剧变动，读书人如何抉择，现实中同样难以绕开。《呐喊》中的读书人与民众，相互隔离。诚然前两种情形，相互的疏远有阶层固化的嫌疑。不过《呐喊》中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阶层相同，但他们之间交流的通道，并未畅通。前者置身于冷漠，后者则你我相轻。每个人都树立起心灵的警察，心扉不再愿意向他人敞开。“现实社会”似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追忆赤子之心

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久别后再尝儿时的蔬果“也不过如此”，他思念的根本不是蔬果，而是儿时。在《呐喊》里的《故乡》也有相关的表述：“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的好处不在风景，而在“我”儿时的“赤子之心”下的视角：“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也在儿时有着“赤子之心”的人物身上，他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欢欣”的氛围，在《社戏》里少年们带“我”去赵庄看戏，“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这些描写表面是对故乡的思念，实际上是在追忆儿时的“赤子之心”。《呐喊》里所追忆的儿时和塑造的善良之人，是为了让未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坚守住自己。“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此处“救救孩子”的意思就是让人坚守“赤子之心”。这份“赤子之心”意味着人的同理心和善心，他们是《社戏》里照顾“我”的少年们，是《一件小事》里帮助老女人的车夫，是给“我”寄贝壳和羽毛的少年闰土。“赤子之心”也意味着与自然相亲、忠于自我的“真心”和“自由心”，他们是《鸭的喜剧》里主张自食其力并劝告“仲密”养小鸡的盲诗人爱罗先珂，真情实意在闰土离开时大哭的儿时的“我”。

现实主义

《呐喊》这本小说集以写实为主，鲁迅以当时社会背景为切入口，描绘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百态生活，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在语言上，该小说集的现实主义色彩也较为强烈，语言描写大多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人物和真实的社会现状，以客观陈述的形式展现故事原貌，没有太多的词藻堆砌和艺术渲染，语言整体呈现出朴素之感。很多描写和旁白表述平铺直叙，直接表明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展现了其唤醒民众觉醒的决心。正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巧妙应用，《呐喊》小说集才能够深入人心，给人民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当时群众的思想认知。

在借助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同时，不难发现《呐喊》中很多故事都以悲剧结局，鲁迅对悲剧故事的呈现以一种诙谐、幽默和讽刺的方式进行，既夸张的描写喜，又着重的描写悲，在悲喜交加中展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落后。在讽刺写作手法的应用下，小说语言诙谐和幽默，从文字表面看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便会发现故事的实质是悲情的，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小人物的悲惨一生。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讽刺语言具有夸张性、嬉笑式的特点，夸张性是指对人物形象和语言描写的夸张，嬉笑特点是指将故事以喜剧、漫画的形式展现。在夸张语言描写的衬托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会更加丰满，更能够体现出当时封建制度对人们的精神压迫和束缚。

人物塑造

在小说集《呐喊》中，鲁迅用神笔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这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丰厚的文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读者能够通过作者的语言来明确人物的特征，如在《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其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常夹着皱纹，一脸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多年没补，也没有洗。他和人说话，总是满口的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这一段外貌描写的语言十分简短，但却刹那间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们对孔乙己的面貌有了深刻的记忆，也为整篇文章奠定了感情基调。还有在《祝福》中，作者虽然并没有大肆着墨于鲁四老爷，但却以极少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冷酷、顽固的封建地主阶级形象。作品中的“我”和鲁四老爷见面聊了几句，他便开始辱骂新党，说新党是一窝子不干正事的土匪。在祥林嫂捐完门槛赶到他家去做工的时候，主人鲁四老爷不仅不待见她，还说她“不干净”，她摆上的饭祖宗是不肯吃的。鲁四老爷虽并未直接杀死祥林嫂，但却是祥林嫂走向死亡路上的幕后推手。读者只通过简单的几处个性化语言描写，便可看出鲁四老爷是坚定的封建礼教守护者和捍卫者。

鲁迅先生十分擅长白描的写作手法，在《呐喊》这部作品中随处可见此写作手法。由于该写作手法的应用，使得小说作品文字精练的同时实现了人物形象的圆满塑造。白描写作手法的应用深刻有力，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书中人物饱满的形象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厚感情，绘声绘色、生动传神。白描的巧妙应用反映出鲁迅先生的文字功底，也展现了其作品的独特语言艺术。

以小说《一件小事》为例，鲁迅先生采用白描的方式对车夫的语言和动作进行了描写。“他停住车，问老妇人‘你怎么啦？’然后扶起老妇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这句描写仅用了“停”“问 ”“扶”“走”几个动作描写，便再现了车夫帮助老妇人的场景，凸显出了车夫的善良和热心。从该作品中可以发现，鲁迅先生对人物品质的呈现不是依靠夸赞和表扬的形式，而是通过故事的白描让读者自行发现和体会人物的品质，语言既简练又有力，把车夫这个人物写活了。白描手法的巧妙应用是《呐喊》较为突出的特征，也是作品语言的文艺之处，值得后世研究和学习。

叙述视角

在散记体小说中，以主人公的第一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尤其考验叙述者的叙述技巧。鲁迅通过生动、简洁、委婉的语言来展开故事内容，显示出极高的文学概括能力。例如，在《阿Q正传》一文是采用手记的方式进行叙述的，而《狂人日记》是以日记的方式进行叙述的。从文本内容的角度，两篇文本都是以散记的方式进行叙述，在文本中添加故事情节以及背景人物，每个情节独立存在，又可以从整体结构布局的角度对故事情节进行梳理，从而提高文本内容的吸引力以及整体性。在《兔和猫》一文中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叙述，可提高故事情节的代入感，增强故事感染力。文中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旁白以及第一人称的叙述，突出“我”的主角角色，有助于提高小说的现实性、讽刺性。“我”的叙述视角与旁白，可以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增强了小说内在的联系性。

在《呐喊》小说集中，有六篇文章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即从作者的角度对故事情节、人物神情和动作进行了描写。第三视角的选择使得鲁迅先生的文字更加传神，寥寥数笔就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的神情转变进行了描绘，既真实又具有可读性，读者在精练的文字中便可窥见故事进展和人物的性格特点。之所以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叙事，主要受到鲁迅先生自身想法的影响。他为了让小说的语言表达更加精练、篇幅更加短小，选择从客观第三人角度进行叙事。这是《呐喊》与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也凸显着鲁迅先生个性化的写作方式。

在《阿Q正传》中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城里举人老爷偷偷转移财物时，写到“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鲁迅对这一段赵太爷动作的描写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语言简洁、凝练，增强了赵太爷心理描写的连贯性，生动形象地将赵太爷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呈现，节约了笔墨。如果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形式，需要用语言描写的方式展现赵太爷的心理活动，需要浪费大量的篇幅去描写，使语言变得冗杂。因此，《呐喊》语言艺术的造诣，离不开鲁迅先生独特的叙事视角选择。第三人称视角的应用使小说语言更加凝练、叙事更加清晰明了，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语言风格

鲁迅的小说虽然语言朴素、简练，但却能营造出别样的诗情美感；虽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却多以清新的语言来表现独特意蕴。也正是因为鲁迅小说萦绕着诗情韵味，所以，其作品也被后世称作“叙事的诗”。《呐喊》中有许多蕴含诗情之美的语言。在《狂人日记》中，从头到尾都给人以愤怒、忧郁、恐怖之感。这篇文章在其塑造的如赵贵翁和他的狗等各色人物都带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讽刺性。从狂人的眼睛角度出发来渲染讽刺和象征意味，使得狂人眼中总能看到充满恐怖感、紧张感的幻境，像是“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这种用象征的手法去营造诗情的意境氛围，不仅把狂人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进行了更加生动深刻的描述，还能使狂人的坚强战斗力、刚烈坚定的意志充分表露出来。

在《社戏》里面，“象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起伏的连山”是对起伏连绵的山峰的描述，也是承载孩子们急迫欢快心境的意象。而《白光》中陈士成内心的月夜却又透露着另一种氛围与色调：“空中清碧到如一片海……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异地照耀了陈士成的全身，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其中“月光”的出现是在陈士成知道自己第十六回县考又榜上无名之后，精神失常了。由此他因为铁的月影而萌生了寻求另一“前程”的狂想。这种狂想给他带来了不安，也给他以恐怖之感。在前几回落榜的时候，他也有过“怔忡的举动”。虽然他在看到自己先前掘过留下的旧痕迹时感到十分惭愧且羞耻，但“铁月”却是陈士成狂想的表现，并给其以诱人幻想。“今天铁的月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地来劝他了……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催逼……”在阴冷的色调下，渲染出森然的气氛，加上有讽刺意味的语言，充分表现出陈士成对钱财狂热追逐的丑恶欲望，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别样的诗情之美。

社会影响

《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发出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孔乙己》写出苦人遭遇的凉薄，《药》写出先驱者的英勇牺牲与不被理解的寂寞，《阿Q正传》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风波》《明天》《端午节》《社戏》等各自体现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结集出版，单篇发表时的影响累积叠加，给读者更大的震撼。

《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典范之作，其1930年7月出版的第14版的最高印数达48501册。《呐喊》不断被翻译到海外广泛传播。

《呐喊》中的作品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节选）和《社戏》。

2020年4月，《呐喊》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文学影响

《呐喊》的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它的开创意义和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鲁迅因此获得“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美称。《呐喊》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的表现方法，融会贯通，创造了具有崭新民族风格的现代小说。

荣誉表彰

1999年6月，《呐喊》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首。

衍生作品

影视

《呐喊》中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的小说，有《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

话剧

话剧《尝试集》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话剧《尝试集》将小说集《呐喊》中的14篇小说改编到同一个故事中。该剧通过编剧巧妙的编织，将14篇小说中的基本内容都融入其中，唯一没有出现在其中的第14篇小说《端午节》。

李大钊：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茅盾：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呐喊》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的，是一个新辟的天地。

近代学者许寿裳：《呐喊》是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

现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

现代教育家成仿吾：《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呐喊》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道路；因为读了《呐喊》，就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等的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而处处相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呐喊》是以最少的文字造成最大影响的杰作。如果小说也讲性价比，《呐喊》的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鲁迅的《呐喊》浓缩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其小说艺术之精妙复杂，是同时代的各国文学大师都难以超越的。我从小就读《呐喊》，现在每次讲鲁迅的时候还要读，但是每次都可以读出新的意义。

现代作家韩晗：从鲁迅的创作生涯来看，《呐喊》当之无愧是鲁迅的成名作。

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呐喊》的出版与畅销标志着“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朱湘：虽然他的这本小说之中所描写的大半是一种愚蠢灰白的乡间生活。这种生活如令我们身历其境，一定会发生作者所谓“寂寞”或是憎厌的感觉，愉快自然谈不上，美是更远了；不过这种生活经过了艺术的洗礼之后，我们再来看它，则只觉到脑亮、心愉，只觉到美，则不会觉着憎厌了。这本小说之中描写乡间生活的八篇，篇篇有美妙的地方，而写一种与诗人恋人并列的人入神时所发的至理名言的《狂人日记》，与写城市中智识阶级的生活的《端午节》，也有鳞爪发露出来。

胡适在1924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说：“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不便——的下评判。……但成绩最大的却是鲁迅。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有《王人日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年8月初版，为“文艺丛书”之一；1924年5月列入“乌合丛书”，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大32开毛边本，平装。这是鲁迅的第一部以现代题材为主的小说集。该书的封面是鲁迅自己设计的。背景为深红色，黑色的方框如同一个铁窗子，中间是宋体的“呐喊”二字，仿佛是一个觉醒者透过铁窗子向黑暗的社会发出呐喊之声。

1923年8月北新书局初鲁迅版，12月2版，第3版时间不明，1926年5月第4版，1926年8月第5版，第6版时间不明，1927年3月第7版，第8、9版未见，1928年9月第10版，第11版未见，1929年4月第12版，1930年1月第13版（从此版起抽去《不周山》），1930年7月第14版，第15、16、17版未见，第18、19版未标时间印数，第20、21版未见，1935年9月第22版，1936年1月第23版，1937年6月第24版。之后，抗战爆发，北新书局搬到成都，1942年9月印行蓉版，1943年出汉英对照版。1938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呐喊》出单行本，至1949年1月出至第7版。1943年，成都复兴书局根据《鲁迅全集单行本》印行一版。1945年，重庆雅典书屋印行一版。这些版本不包括《鲁迅全集》和《阿Q正传》的单行本，也不包括《呐喊》各单篇被选入其他小说集的情况。单是20年代，《呐喊》就已出12版，印数35800册。

小说初版共收小说15篇。后来鲁迅因不满于成仿吾的评论而抽出《补天》（《不周山》）一篇，现在所见的《呐喊》共收小说14篇。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鲁迅全集》单行本重印。是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第一版。自序、正文共194页。约共印了8次。195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注释本。大32开，土黄色封面，上有鲁迅正面浮雕像。下端为仿宋体书名及著者名。横排，注释附于卷末，庄重大方。之后，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本，重印了鲁迅著作25种单行本。本书是其中之一。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呐喊》列为第一辑第五册。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重印24种单行本。《呐喊》也是其中之一。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原注释本的基础上，出版新注释本。

1986年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后，版本放开，鲁迅先生的作品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呐喊》的版本也渐渐丰富起来。其中有一些版本，制作精良，很有特色。当时在业界颇有影响力的漓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本图文版的《呐喊》，插图作者是画家裘沙、王伟君夫妇。

2001年新课标颁布之后，鲁迅先生的作品《呐喊》被编入各出版社的新课标丛书内，且不断改版翻印。与此同时，《呐喊》被收入各种系列丛书中，包括各具特色的鲁迅作品单行本系列丛书。201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自港版的《呐喊》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一百六十八幅插图，其数量为所有类似版本中最多的。

翻译情况

1939年，王际真先后翻译了《阿Q正传》《在酒楼上》《离婚》《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故乡》《肥皂》《祝福》《伤逝》《孤独者》《风波》，并陆续在纽约的《远东杂志》和上海的《天下月刊》上发表。1941年，王际真将这11篇译作编辑成册，并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际真译本准确流畅，颇受好评，儿经重印，是当时英美学人研究鲁迅的主要用书。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被调至外文出版社工作，次年出版了他们合译的《阿Q正传》。他们在外文社的重点英语杂志《中国文学》供职多年，多数译作都在该杂志先发表，再结集成书，鲁迅作品也是如此。1954年，他们译的第一版《鲁迅小说选》出版，选译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13篇作品。1956至1961年，杨宪益与戴乃迭陆续翻译、出版了四卷本英语版《鲁迅选集》，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将鲁迅的作品译成英语。1981年，杨宪益、戴乃迭又出版了《呐喊》和《彷徨》的全译本。莱尔是用当代美式英语翻译鲁迅小说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小说集《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于1990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莱尔译作的最显著的特点包括：①尽量再现原作的风格，如使用夸张的古雅文体，或用斜体强调某些词汇，再现原作中文言文和白话文交杂使用的风格；②使用了大量的、详尽的脚注，为读者提供中国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2009年企鹅书店推出由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的《阿Q正传和其他故事》，该译本已被列入企鹅书店经典丛书。

早在《呐喊》1923年出版以前的1922年，《呐喊》中的《孔乙己》就被译成日文发表于由日本人创办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上；《兔与猫》则由鲁迅本人译成日文发表于1923年1月的《北京周报》上。《呐喊》在日本的翻译随着时代的更替而被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学者翻译。

《呐喊》的全集译本最先由井上红梅翻译并于1932年出版。1935年，由增田涩、佐藤春夫等人合译的《鲁迅选集》出版发行，该选集收录了《呐喊》的大部分篇目。《呐喊》发表近100年以来，日本学界对《呐喊》的研究和译介的热情持续高涨。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