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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900余卷，收录2200多人的诗歌作品48900余首。它是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初的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所载，拾遗补缺，汇聚而成的诗歌总集，既包括已结集者，又含有散逸者。书中把帝王后妃作品罗列于前；其次为乐章、乐府；接着是历朝作者，按时代先后编排，附以作者小传；最后是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士、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语、古谚、民谣、酒令、占辞、蒙求，而以补遗、词缀于末。它不仅收集了唐代著名诗人的集子，而且包含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反映了唐诗的繁荣景象。

《全唐诗》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和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等十人奉敕编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2卷。

全书架构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代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拾遗补缺，巨细靡遗。

全书以《帝王》、《后妃》作品列首，《乐章》、《乐府》次之，又以年代为限﹐列出唐代诗人，附以作者小传。接着是《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士》、《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最后为〈补遗〉、〈词缀〉。

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外编》，收集了日本人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的《全唐诗逸》3卷，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收诗104首，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等4种。另外，刘师培有《全唐诗发微》，岑仲勉有《读全唐诗札记》。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

全唐诗（上）

卷001-300

全唐诗（中）

卷301-600

全唐诗（下）

卷601-900

奉旨开局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心慕汉文化的爱新觉罗·玄烨认为“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但是自北宋以来，只有选录，而无编辑唐诗“集大成者”，便令人编纂《全唐诗》。

《全唐诗》的编纂工程启动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逢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该年三月十九日，康熙帝于苏州颁发谕旨，命江宁织造曹寅主持校刊一部《全唐诗》。为组建编校团队，康熙帝于巡幸途中，亲自在苏州、杭州等地选拔了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汪绎、徐树本、车鼎晋、查嗣瑮、俞梅等十位在籍翰林学者。同年五月初一，曹寅在扬州天宁寺正式设立“扬州诗局”，全书的编校工作由此展开。

底本来源

此次编纂主要是以内府所藏的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为基础。同时，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作为重要的参校典籍，用以搜补缺遗。

季振宜的《全唐诗》本身亦有渊源，是在常熟学者钱谦益未完成的唐诗辑录残稿基础上，加以收拾、增补而成而钱谦益的稿本中，初唐、盛唐部分又多依据明代吴琯所编的《唐诗纪》。因此，《全唐诗》的编纂实际继承了自《唐诗纪》、钱谦益稿本至季振宜《全唐诗》抄本一脉相承的成果。

此外，在《全唐诗》校勘过成中，编纂团队还广泛参考了其他善本古籍、稗史杂书乃至石刻资料。

编校过程

曹寅奉旨后，与彭定求等翰林共同商定了详细的编校凡例，并上奏呈请康熙帝批示同意。这些凡例摒弃了前人以“初、盛、中、晚”四期划分唐诗的惯例，改为以诗人的生卒、登第或入仕年代为序，体例更为系统连贯。

在具体的编校工作中，团队针对《全唐诗》不同部分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方式：

① 初、盛唐部分：此部分在季振宜原书中基础最好，因此《全唐诗》基本沿袭了季书的内容与编次，改动极少。

② 李白、杜甫集：季书中李、杜二集未使用《唐诗纪》作底本，而是分别采用了萧士赟的分类补注本与钱谦益的《杜诗笺注》本。《全唐诗》的编校者为统一体例，将钱氏的笺注文字作了删改。

③ 中、晚唐部分：由于季书于此部分内容不全，编校者利用曹寅个人藏书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等进行了大量增补。《唐音统签》搜罗宏富，季书所缺的诗篇大多可从中得到补充，故在此部分的辑佚工作中作用巨大。

④ 零章碎句：书中辑录的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中的唐诗断句，主要承袭自《唐音统签》的成果。

根据史料记载，编校工作极为艰辛，翰林们常为此心力交瘁。学者汪绎、沈三曾二人，更是在修书期间因劳瘁过度，不幸病故于任上。

得益于组织得当和基础良好的底本，编纂工作进展迅速。仅开局数月，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曹寅便已将唐太宗及高适、岑参等名家的诗集样本刻成进呈。

刊刻成书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初一日，《全唐诗》编校完成。次年，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御制全唐诗序》颁发，补刻于全书卷首，标志着这部鸿篇巨制的全部刊印工作正式完成。全书收录了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作，共计九百卷，装订成12函120册。

康熙年间刊刻的这版《全唐诗》存在两个版本。最初刊印的版本并未载录校阅官员的名单。约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曹寅奉旨增补刊刻了所有编校人员的衔名页，形成再印本。该书的木刻板片后由江宁织造府收藏，但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遭遇长江洪水，板片半数以上被大水冲毁，不复完整。

凤凰台意象

《全唐诗》中凤凰台诗总共16首，诗人总共有14人，诗人因创作心境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有所不同，凤凰台所承载的情感与意象也各有不同之处。通过从作者的思想情感、抒情手法、创作背景等方面，分析《全唐诗》中凤凰台诗，可以将《全唐诗》中的凤凰台意象划分为爱情意象、皇室象征和国家象征、理想象征三类。

九嶷意象

在《全唐诗》里，众多诗人用不同意象来演绎舜帝、二妃故事，寄寓哀怨情致，颂赞舜之德政嘉声。依诗作内容与表达方式差异，可以将九嶷山意象略为梳理勾勒，管窥其丰沛内涵与艺术创见。

全唐诗中的九嶷意象内蕴丰富，旨意或晦或显，情调凄美。或依托本事，哀惋凄怨；或比而拟之，另有所托；或借助意象，营构新境。

秋千意象

秋千，这一本是在寒食时节女子娱乐的游戏，在进入文人的视野后，先是成为辨认寒食这一时节的民俗特征，而后却成为指代女性，抒写愁情的意象，究其原因，乃是与诗人情感、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诗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体验源于生活，经诗人与自我知识修养、艺术理解内化后以语言的形式变现，但又不等同于生活。文人的创作，容易受感情、环境等的影响，仔细阅读《全唐诗》不难发现，唐代诗句中的清明节(清明与寒食为同一天或后一天)是多雨的。如韦庄的《长安清明》：“早是伤春暮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诗句。雨给人的是离愁、愁绪之感，是容易让人想起故人和亡友的。在这样一个容易产生愁绪的日子，寒食节日与愁思结合起来，寒食的秋千自然容易成为情感位移的对象。唐代诗人将“秋千”披上悲情的外衣后，后代文人或自觉模仿，或受其影响，就组成了中国古诗词中数量庞大的女性愁情之“秋千”意象。

《全唐诗》是古典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诗前小传略叙其人历官始末。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诗面貌，对研究我国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有极大参考价值。该书实际上包括了唐五代350余年间的诗、词、谣谚，不但全部收集了唐代著名诗人的集子，而且广泛搜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反映了唐诗的繁荣景象。

《全唐诗》将有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只以十人之力，一年多的时间内就编成。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这些也都是当时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

玄烨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由于工程浩大，时间较短，《全唐诗》虽在数量、质量上有可圈点之外，却也有其不足，比如在体例编排上，以帝王、后妃作品居首，其次是郊庙乐章(宗教祭祀歌诗)、乐府、各家诗人，附作者小传；再往后，是联句、残句，名媛、僧、道、仙、神、鬼、怪及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等韵文，最后以词压卷。可以说，其编排体例缺陷非常大，或以人为纲，或以诗体、内容为纲，这都给查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李白的《将进酒》没有出现在本人的诗卷中，却在乐府或词卷中占了一席之地。此外，张冠李戴的错误也不时出现。到了近代，有不少学者在作辑补的工作，在订正了一些谬误的同时，也扩增了《全唐诗》的内容。

该书编成的次年，即由内府精刻行世，后又有扬州诗局本，二本皆为一百二十册，分装十函。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断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辑补《全唐诗》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全唐诗逸》三卷为最早，成书时间约相当我国乾隆时期，凡补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

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于全书之末，今人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据敦煌遗书补一百七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对唐诗补遗进行完善工作。

陈先生将目光放在包括《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唐宋文献及域外汉集上，所涉典籍达五千余种。其历时两年多，终成《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于1992年出版。是编对《全唐诗外编》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句皆必注典籍出处），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生平皆以精当考订）。加上《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唐诗补遗之作发表。

考订著作，有刘师培《全唐诗发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订正《全唐诗》小传、篇章等错误，甚为精到，收入中华上编版《唐人行第录》。

今人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中华书局出版，甚便读者。

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了王仲闻等人的《全唐诗》点校本为最佳，1992年，中华书局曾将王重民的《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合为《全唐诗补编》一书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由学者陈贻焮主编，全国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共同协作，历时近10年时间，完成了《增订注释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