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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把佛教传到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使佛教在亚洲得到普及，后来又进入欧美，成为世界各地佛教信徒参拜的圣地。因此20世纪末以来，日本捐资重修白马寺钟楼并立空海雕像；泰国、印度、缅甸政府相继出资于白马寺建造佛殿，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均来此受戒，美国、德国、加拿大皆出席该寺方丈升任法会，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寺院，白马寺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寺”。

白马寺典藏文物主要有2颗释迦牟尼佛舍利、中华古佛、元代十八罗汉夹纻像等。白马寺每年一度的“马寺钟声”活动，是人类祈福、辞旧迎新的特殊象征，并吸引了不少国外游客参加，入选“洛阳八大景”之中。

1961年3月4日，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白马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2001年1月，洛阳白马寺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AAAA级景区。

古代

东汉始建

据传东汉永平七年（64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据《冥祥记》《高僧传》等记载，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赍佛经、佛像回洛阳。初居鸿胪寺，后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次年诏令于雍门外别建住所。因为僧人是为天竺来的客人，仍然以宾礼对待，因此，住所名延续用“寺”。

永平八年（65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永平十一年（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为防止人民逃回，董卓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洛阳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曹魏重建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称帝，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即包括重建洛阳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有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洛阳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之后已经恢复。

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战乱破坏

西晋永安元年（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洛阳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惨遭破坏。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洛阳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洛阳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

直到清代，在洛阳白马寺大殿左侧，还保存一座“白马寺造像幢”，幢有五十余尊佛像，上下左右俱有题名。

另在解放前，洛阳白马寺曾出土一尊巨大的玉石弥勒菩萨坐像，身高2.16米，系一件极可宝贵的北魏造像佳作。惜已散失海外，现仍保存在美国一家博物馆中。

唐代敕修

唐武周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敕修洛阳白马寺，这是洛阳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洛阳白马寺当亦然。“安史之乱”以后的洛阳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

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洛阳白马寺再次遭受战乱的破坏。

宋代敕修

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代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敕修洛阳白马寺。

明代敕修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洛阳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洛阳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洛阳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洛阳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据解放后地面实测，洛阳白马寺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左右，这和明代重修时占地六十二亩的记载基本相合。

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

清代维修

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1883年）复被重建。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

近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和天王殿、大佛殿的台基，补修了各殿阁、厢房之门窗；配置铜铁器，铸宝鼎、铜牌、铜钟，并把一尊高约0.90米的白玉佛迁奉于毗卢阁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现代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

1959年，郭沫若先生参观白马寺，曾留下了“白马驮经印度来”一首“七律”作为纪念。

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

1972年，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用款数十万之多，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聘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砌阶修路 [41]。使千年古刹，面貌为之一新。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一些在“十年动乱”时被迫还乡的僧人也先后返寺。国家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其诵经有所，衣食有靠；还为僧人的佛事活动而配设了多种香案、供器、七珍八宝，在大殿内悬挂幔帐，莲台前摆列蒲团，逐渐恢复了这座千年古刹固有的宗教气氛。

1987年3月，寺院的山门、大佛殿、天王殿得到维修加固。

1990年，齐云塔院得到扩建。为接待广大游客和前来朝拜的海内外佛门僧众，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新建了钟鼓楼、法宝阁、藏经阁，新辟了玉佛殿、卧玉佛殿、六祖殿，泰式佛殿，修建了山门前的广场。经过扩建后的白马寺总面积达到200亩左右。

1997年10月31日，在白马寺举行。泰式佛像是1991年泰国友人常媛女士和泰国内务部部长瓦塔纳先生所捐赠，同时出资2.7万美元，与白马寺共同修建一座泰式佛殿。参加法会的有名山大寺的大德高僧，省、市政府及宗教局领导，泰国商业部副部长顺蓬·阿萨瓦哈先生、常媛女士等泰国客人及佛门四众。

2010年，白马寺举行盛大的印度风格佛殿落成仪式。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德维辛格·帕蒂尔和中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出席佛殿落成仪式，并为佛殿剪彩揭碑。

2014年6月，白马寺缅甸佛塔苑竣工。6月30日举行了盛大的“缅甸风格佛塔苑落成庆典暨安奉开光法会”，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吴登盛一行72人，专程抵达白马寺出席落成仪式。

2014年9月28日，白马寺泰国风格佛殿落成庆典暨恭迎佛舍利佛像开光法会隆重举行。泰国副僧王、曼谷金山寺方丈帕蓬素提，泰国王室办公室主任哌娄哈德盖等700余人组成的泰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庆典。

2016年12月23日，白马寺斯里兰卡风格佛殿奠基。斯方已经完成了斯里兰卡风格佛殿方案图纸的设计，但是由于资金筹集方式尚未确定，因此斯里兰卡风格佛殿暂未实质性进展。

寺院活动

马寺钟声

白马寺到了北魏、唐、宋时代，因为佛教极盛，寺院殿堂巍峨，曾有僧众千余名，僧人们每天早晚按时上殿诵经。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晨曦初露之时，殿内击磬撞钟佛诵，钟声悠扬飘荡，远闻数里，听之使人心旷神怡，后成为洛阳八大景之一。

马寺钟声象征吉祥如意。然而，在当代不少中国人却将其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年、一队队来自日本的游客。因为在日本，白马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白马寺喜迎新年更是不少日本人神圣的愿望。聆听马寺钟声的绝大多数是日本游客。

1999年元旦，白马寺停敲了持续七年的"日本点"钟声。

2000年，恢复敲响中华音。

传戒法事

白马寺于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6年先后五次传授三坛千佛大戒。1993年的传戒大会上，受戒者达到了创纪录的1800余人。据统计，这些受戒者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第一次

1989年，白马寺举行第一次传授三坛千佛大戒活动。

第二次

1990年5月，白马寺举行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传戒佛事活动，全国各地的600余位佛子前来受戒；次年6月，专门为日本冈山县在家佛教徒30余人传授了居士菩萨戒。

第三次

1992年5月，举行了第三次传授千佛大戒法会：受比丘戒者400余人，比丘尼戒者200余人，居士菩萨戒者500余人；

第四次

1993年6月，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第四次传授千佛大戒法事活动，此次传戒为二部僧大戒的国际性传戒活动，受比丘戒者850人，受比丘尼戒者420余人，居士菩萨戒者600余人，受戒者分别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1995年3月，韩国20余位居士前来白马寺受菩萨戒；

第五次

1996年5月，举行了第五次传戒法会，此次受比丘戒400余人，比丘尼戒200余人，居士菩萨戒400余人。

方丈升座

白马寺于2005年11月1日上午举行方丈升座庆典法会。印乐法师（释印乐）荣膺白马寺方丈。

前来参加升座庆典法会的海内外人士来自中国内地、加拿大、日本、德国、美国的各大寺院与各级机关、团体，有诸山长老、方丈、主持、护法信众及当地政府官员逾万人。

释源祖庭

基本定义

佛门弟子们一向公尊洛阳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

“祖庭”者，祖师之庭院也。

“释源”者，释教（即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之发源地也。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建立之后，中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

白马寺保存下来的古代碑刻和供器上，都还留有“祖庭”和“释源”字样。这就使洛阳白马寺和其他任何一座佛寺都有所区别，从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汉魏之后，中国佛法日隆。由河洛至江汉，由繁华京师至偏乡僻壤，九州起庙，五岳树塔，“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此皆始于汉明帝之创建白马寺。

佛教不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还经由中国逐步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后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等国。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其他一些因素，以及随着一些中国人、日本人的进入欧美，佛教在欧美也有所流传。

所以，实际上对于诸如越南、朝鲜、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来说，白马寺也是其“祖庭”和“释源”。

祖庭十古

白马寺在佛教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祖庭十古”之说。

1.中国第一座古刹——白马寺。

2.中国第一座舍利塔——齐云塔。

3.第一次去“西天取经”的僧人朱士行始于白马寺。

4.最早来华的印度高僧禅居于白马寺。

5.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收藏于白马寺。

6.最早的译经道场在白马寺的清凉台。

7.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是在白马寺译出。

8.第一本汉文戒律《僧祗戒心》始译于白马寺，并最早在洛阳立坛传戒。

9.第一场佛道之争发生于白马寺。

10.第一个汉人和尚朱士行受戒于白马寺。

后世纪念

印度·摄摩腾、竺法兰圣冢

东汉时期，天竺（古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先后葬在白马寺，他们的墓冢东西相望，又称“二僧墓”、“腾兰墓”。

2003年6月2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参访洛阳白马寺，并虔诚地朝拜印度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的圣冢。

中国·狄仁杰墓

唐代名相狄仁杰墓，位于今白马寺山门外东南不远处。早在宋代大观元年（1107年），龙图阁大学士范致虚便在此为狄仁杰建祠、刻石、表墓。元代，安抚使完颜纲曾赋诗歌咏之，刻在狄仁杰墓神道碑前的一块小石碣上。明代，河南省一幕僚金养晦见到小石碣，“慨然以悲”，又作“四绝”二首。后河南知府虞廷玺得知此事，因自己是此地的“行政长官”，遂“和诗”一首，并于天顺三年（1459年）立碑刻诗。

1999年前后，白马寺寺院把白马寺镇政府所建的“狄公祠”收归寺院所有，并进行改建。

日本·空海大师塑像

1997年，中日友好25周年，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向中国洛阳白马寺捐赠一尊日本空海大师塑像，立于白马寺清凉台西侧，以示纪念。日本空海大师804年入唐学法，曾到洛阳白马寺参访学习，又在西安青龙寺拜中国密宗大德慧果大师为师，返回日本后在奈良东大寺弘传密宗，在国际佛教传播中有大贡献。

名称传说

有关洛阳白马寺名称的来源，有着多种不同的传说。

其一，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所梦为佛，遂遣使臣蔡愔、秦景等前往天竺（古印度）寻求佛法。蔡、秦等人在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是邀请二位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来到京城洛阳。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亦记载：“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名”。这里的“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胪寺、太常寺等。后来寺成为佛院的泛称。对此，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指出：“汉明帝时，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初止鸿胪寺，遂取寺名，置白马寺，即僧寺之始也。”

其二，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记载：“外国国王尝毁破佛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为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则取焉。”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传说白马寺创建后，初名招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因以改招提寺为白马寺。这里前一则记载白马寺名取自外国，而后一说法白马寺已经成为传说的主角。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白马寺名皆源自“白马护寺”一说。

其三，白马寺名出自“佛祖所乘白马”典故。据《佛本行集经》《方广大庄严经》《普曜经》《修行本起经》和《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太子，俗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他出生时有白马犍陟（或作犍德、干陟）与之为伴，并成为其心爱的坐骑。后太子有感世间诸种苦恼，乘白马出城修行。据佛典记载：白马出行“初举步时，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四大天王捧承马足，梵天帝开示宝路”。因白马始伴佛祖而生，后又载佛祖出家，故遂成为佛教的吉祥物，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象征。早期佛教艺术常以马为饰，如一千三百余年前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时，在蓝毗尼遗址看到阿育王所建的佛教雕塑大石柱，其上便作有马像。（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这样说来以白马为寺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四，近有学者通过语言学的考证，对于白马寺寺名的源起作了很有新意的解释。他们认为白马寺的寺名是从意为“莲花”的梵语词badma（也有音译为“波头摩”或“钵头摩”）音译而来的。佛教中莲花常常以象征佛性清净而与佛相伴为饰。可以推断，在东汉明帝下诏初建的佛寺中，莲花应该占有相对重要的位置，并以视觉冲击占有先声夺人的效果。这样最初的佛寺可能会约定俗成以“莲花”为名。之后，随着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又取白马驮经的俗语源义而将badma意译为白马，而“白马”的词义则源自民间的误传。

大雄殿内供奉的三主佛、二天将、十八罗汉，这些佛像皆为元代“夹芝干漆”遗像作品，为一级传世极稀的文物瑰宝。正因为此种造像在国内已非常罕见，所以它们就成了研究古代佛教雕塑艺术，尤其是元、明时期佛教艺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1961年3月4日，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1月，白马寺被国家旅游局列为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2025年5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白马寺考察，详细了解佛教中国化和寺院文物保护情况。他指出，白马寺见证了佛教传入、发展并不断中国化的进程。历史证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