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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有时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敦煌石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1961年国务院公布莫高窟、榆林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敦煌位于甘肃省的西部，从自然地理的位置上说，正处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处。这里南接青海，西连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为抵御匈奴，设敦煌郡作为边防哨所。自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作为西陲重镇的敦煌，成为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中心，以及各种民族与文化交汇的场域。其中，佛教文化和艺术在内的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这是敦煌石窟艺术产生的历史根源。

莫高窟开凿兴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献资料记载稍有出入。目前多数学者所同意的观点是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在莫高窟创凿洞窟，法良禅师接续建造。据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龛碑》所记载，“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到北凉时期，此地已形成了小型僧侣社区。这些洞窟最初只是作为隐士僧侣的冥想修行之所，但后来发展为服务于附近兴起的寺院。

此后，北魏宗室东阳王元太荣（本名元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受崇佛造像风习的影响，莫高窟开始发展。隋和唐前期，敦煌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商业枢纽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也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各方的朝圣之地。这一时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两个大像龛。作为冥想的辅助，作为向不识字的人宣传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学工具等，这些洞窟空间及内部壁画与造像被精心营造。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侣、地方统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赞助人赞助，其他洞窟则由商旅、军官和当地的人（如妇女团体）资助。

安史之乱后，建中二年（781）吐蕃占沙州（敦煌），在吐蕃赞普保护下，莫高窟得以继续发展。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兵起义，收复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归唐。在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的晚唐时期，张氏家属及其显贵姻亲在此继续修建。

乾化四年（914）曹议金取代张氏执掌归义军政权，曹氏家族统治瓜（安西）沙（敦煌）120多年，新建洞窟，还全面重绘重修前代洞窟和窟檐，在崖面上大面积绘制露天壁画，使莫高窟外观蔚为壮观。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此地先后为西夏、蒙古政权统治，尽管仍有兴造修葺，但伴随丝绸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经济萧条，莫高窟已趋衰落。元以后停止开窟。

概括而言，莫高窟兴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讫元代。

根据洞窟形制，雕塑、壁画题材的内容和风格特点，莫高窟可分为北朝、隋唐、五代至宋、西夏至元4个大的发展时期。

北朝

建筑

现存洞窟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时开凿，个别北魏洞窟可能开凿于北凉时。窟形主要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禅窟三种。中心柱窟平面长方形，窟内凿出方形塔柱，柱体四面开龛塑像，窟顶前部多作“人字披”形，后部为平棊顶。此为北朝典型窟形。方形窟为覆斗形顶，正壁大多凿一大龛。禅窟较少，典型洞窟第285窟平面方形，正壁凿一大龛，两侧各凿一小龛，南北壁各凿出4个小禅室。

雕塑

这一时期的洞窟，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菩萨像和禅僧像等。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贴有影塑千佛、供养菩萨和飞天。

壁画

窟顶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和四壁上部多绘天宫伎乐，四壁下部为药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面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位置适中，醒目突出。这类故事画的构图，除单幅的外，多为横卷连环画形式。例如，莫高窟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表现了作战、被俘、审讯、受刑等场面。以白色为底，色调清新雅致，风格明快洒脱，是西魏壁画的杰作。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故此时洞窟内容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北魏壁画多以土红为底色，用青、绿、赭、白等色敷彩，色彩热烈厚重，风格朴拙浑厚，并有浓厚的西域佛教艺术特征。西魏以后多用白色壁面为底，色调趋于清新雅致，风格明快洒脱，呈现出中原风格。

隋唐

建筑

为莫高窟的全盛期，洞窟占总数的60％以上。典型窟形是平面方形的覆斗顶窟，一般正壁凿一龛，新出现南、西、北三壁各凿一龛的形式。唐前期出现高30米以上的大像窟，正壁为石胎泥塑的大倚坐弥勒像，像两侧和后部凿出供绕行巡礼的隧道。窟前有窟檐式多层木构建筑。唐后期出现佛坛窟和卧佛窟。佛坛窟为方形，覆斗顶，主室正中设佛坛，坛后部有通连窟顶的背屏，塑像置于佛坛上。卧佛窟为横长方形，盝顶，后部凿出涅槃台，上塑涅槃像。这一时期塑像风格与中原地区更趋一致，塑造形体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技艺进一步提高，题材内容增多，出现前代不见的高大塑像。

雕塑

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组合。个别洞窟还有二力士、四天王。出现了一佛二菩萨为一组的立像，或三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此时塑像面型方圆，体形健壮，较为写实，腿部一般较短。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组合，此外有七佛像、供养菩萨像和高僧像等。例如，莫高窟第45窟的塑像塑于正壁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佛像庄严，弟子谦恭，菩萨窈窕，天王雄健，整组造像丰满圆润，形象逼真，是莫高窟盛唐时期雕塑的杰出代表。第96窟的“北大像”高35.5米（2002年敦煌研究院数据），第130窟的“南大像”高26米。第148窟主尊涅槃像长约15米，像后有72身弟子，各呈悲容，神态不一，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组彩塑群像。

壁画

隋唐时期的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人物造型、敷彩晕染和线描技艺达到空前水平。隋代壁画正值北朝向唐代过渡阶段，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题材外，新出现经变画。画面一般较小，内容也较简单。

唐代壁画的主要题材是多种经变画，前后期在题材和布局上有所不同。前期有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一般是每壁一幅经变，同一窟内题材种类不多。例如，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画》，其中乐队部分由十多人组成，他们手持各种乐器，作吹、拨、弹、奏状，是唐代乐舞兴盛的真实写照。此时净土内容的经变画占很大比重，反映出往生净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广泛影响。后期经变种类繁多，多种经变汇于一窟，新出现金刚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密严经变、楞伽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这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各有所崇的写照。此外，还有与经变画相配合的屏风画、佛教感应故事画、瑞像图、密宗题材画和历史人物画等。

此时供养人像形体较大，多占据甬道两壁或窟内显著位置，如唐后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这两幅画表现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和夫人出行的场面，在横幅长卷式壁画上，仪仗、音乐、舞蹈、随从护卫等人物分段布满画面，组成浩浩荡荡的出行行列，开创了莫高窟在佛窟内绘制为个人歌功颂德壁画的先例。经过隋代的探索，唐代的壁画艺术已臻于娴熟精湛。唐前期人物丰润，肌胜于骨，色彩富丽，线描采用自由豪放的兰叶描，具有雄浑健康、生机勃勃的气派。吐蕃时期壁画色彩明快清雅，线描精细柔丽，人物性格刻画细腻，构图严密紧凑，形成细密精致柔丽的风格。至晚唐壁画出现公式化趋向，已缺乏意境和情趣。

五代至宋

建筑

窟形主要为中心佛坛窟，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为覆斗形，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凹面，画四大天王像。在莫高窟下层大窟的窟前曾建有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现存的4座宋初木构窟檐较多地保留唐代风格，是研究唐宋建筑的重要资料。

雕塑

这一时期的彩塑遭到严重破坏，仅存两窟。造型虽有唐代余风，但技艺不如唐代精湛。

壁画

壁画题材多沿袭唐代，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和供养人画像。第61窟有通贯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图》，面积约5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画中运用鸟瞰式透视法，描绘了河北道镇州至太原、五台（今属山西省忻州市）方圆数百里内的山峦、河流、城市、桥梁、店铺、寺庙、兰若、庵庐、佛塔，以及其中的送贡、进香、商旅、行脚、推磨、踏碓等各种人物活动，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地图和社会生活图景。

此时供养人画像增多，主要有归义军曹氏家族成员及达官显贵，以及与曹氏联姻的于阗国王和王后，甘州回鹘公主等。人物形象更趋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这一时期的壁画，前期犹存唐代余风，人物肌肉丰腴，设色热烈，线描豪放而有变化，只是用笔粗糙简率。后期出现公式化，经变内容空洞，人物神情呆板，色彩贫乏，线条柔弱无力。

西夏至元

这一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很少。西夏多是改建旧窟，重绘壁画。壁画虽多，新题材很少，但在构图和敷彩上有特点。壁画中供养菩萨行列变得高大，多占据甬道或壁面下部的显著位置。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构图锐意简化，有的几乎与千佛像难以区分。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都过于程式化，呆滞而缺少生气。色彩以绿为底色，用土红勾线，整个画面色调偏冷。较多地使用沥粉堆金手法，为前代所少见。

元代洞窟数量很少，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画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画风。前者后室四壁和窟顶布满密宗曼荼罗和明王像，四壁下部有织布、养鸡、牧牛、制陶、驯虎、制革、踏碓等各种人物画60多幅。内容、构图形式、人物形象和敷色、线描等带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和阴森、神秘的情调。后者壁画属于汉族画风，以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为主，以细而刚劲的铁线勾描人物形体，用兰叶描和折芦描表现衣纹和飘带的转折顿挫，线描技术造诣很高。此外，第61窟甬道两壁有西夏末年、元初重画的《炽盛光佛图》和《黄道十二宫星象图》，题材为莫高窟壁画中所仅见。

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壁画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佛画。敦煌石窟崖质属酒泉系砾石岩层，由积沙与卵石沉淀粘结而成。卵石坚硬、金石难琢，沙层疏松、稍碰即落，不适于雕刻。故古人于凿窟之后，在壁顶及墙面抹泥灰涂白粉，令其平整再绘画于上。由于画壁较石刻费工少，易于描绘细节，豆人寸马均可精绘入壁，所以表现佛经内容及时代社会风貌，都较石刻广泛、丰富、详尽．这是敦煌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最大特点和独具的优势。从数量上讲，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五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40余平方米。从时代上讲，自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到蒙元时代，代代相因，凿窟彩绘，千年不衰。

从内容上讲可分：

(1)尊像画。如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诸佛、贤劫千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迦叶、阿难、舍利弗、东南西北天王、力士、药叉、天龙八部、罗汉、婆薮仙、梵天、帝释、维摩诘和高僧以及汉密藏密内容的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不空羂索观音、怖畏金刚、密迹金刚、明王、双身像等单幅画像。这类画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绘。

(2)佛传故事画。绘述释迦牟尼佛今世从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传记性连环画。

(3)本生故事画。绘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阇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4)因缘故事画。描述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事迹。如“沙弥守戒自杀缘”、“微妙比丘尼缘”、“须摩提女缘”、“五百强盗成佛缘”、“难陀出家缘”以及《贤愚经》中多种因缘故事。

(5)汉族神话题材图画。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开明、飞廉、雷神、礔电、方士、羽人、虺龙九首等．以上(2)到(4)类题材壁画，多绘于早期的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内。

(6)佛教史迹画。描绘佛教传播中的历史人物、事件、佛教圣迹、遗迹和灵异感应事迹以及各种瑞像的画图．如“张骞出使西域”、“释迦浣衣池”、“释迦晒衣石”、佛图澄各种神异故事、“杨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请昙延法师祈雨”、“尼波罗水火池”、“犍陀罗双身像”、“舍利弗、毗沙门决海”、“张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释迦像”、“圣者刘萨诃事迹”以及“五台山图”、“唐僧取经图”等。据统计这类题材有六十七种之多，从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绘制，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7)经变画。是释迦佛所宣讲的佛经的图画。这是敦煌壁画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画最多，且贯串于各时代。共三十余种、千余壁，尤以唐至五代为盛。如降魔变、涅槃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宝雨经变、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观音经变、华严经变、金光明经变、楞伽经变、报恩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天请问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金刚经变、劳度叉斗圣变、密严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炽盛光佛陀罗尼经变、梵网经变、贤愚经变、地藏菩萨与十王厅以及水月观音经变等。

(8)供养画。即出资造窟、绘塑佛画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属的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供养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贵胄、高官军将、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众、画师塑匠、仆婢倡优、西北各民族民众及国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余身。如“晋昌郡太守墨离军使乐廷瓌供养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河西和瓜沙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张承奉、曹议金供养像；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太子从连、琮原，于阗公主、甘州回鹘公主供养像；吐蕃持钵僧宜、扫洒尼姑、愿“舍贱从良”的奴婢母女供养像等。出行图如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等。早期供养像多为单身，少有仆从，画面较小，中唐以后，供养人画面渐大，画中除窟主外，眷属、儿孙、仆从乃至亡父母尽皆入画，像身也与人等高，且详书官爵衔位，已有显赫官位家世、以佛窟为家庙的意味。

(9)装饰图案画。绘于窟顶的平棋、藻井，佛龛的龛楣、龛柱、龛沿以及佛像的头光、身光，人物服饰，供桌，地毯，壁画边饰等。纹样有花草、莲荷、枝叶、蔓藤、果实、飞天、化生童子、狮虎、飞马、盘龙、鸟禽、狩猎、火焰、星辰、云气、回纹、矩纹、联珠、菱格等及其组合变化。饰纹多样，色彩绚丽。现代建筑、印染织品、装饰物等每有用为借鉴。由于敦煌壁画延续绘制千年不断，其艺术和内容对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彩塑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雕塑是石窟的主体。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所以除了高达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余多为木架结构。其制作过程是：在自然长成的与佛像姿势相近的树枝上，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后彩绘，故名彩塑。

敦煌彩塑上起十六国，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直到清代，历时千余年，现在尚存彩塑三千多身，其中圆雕两千多身，浮塑一千余身。基本完好的原作一千四百余身，其余大半经过后代上彩或重塑，有的已部分或全部失去原作面貌。但像莫高窟这样，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敦煌彩塑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可分三个时期：

(1)早期——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早期洞窟形制有三：1．禅窟，塑像在正龛。2．方形或长方形殿堂窟，塑像置于正龛或南北壁列龛内。3．中心柱窟，塑像置于长方形柱四面之龛内。从佛像类别上分，有弥勒像、释迦像和释迦多宝并坐像，以表现的事态分，有说法像、禅定像、思惟像。中心柱四面多为苦修、禅定、降魔、成道等像，主尊两侧多有侍从菩萨，形成一佛二菩萨的格式。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这与当时传自西域的弥勒信仰有密切关系。

(2)中期——极盛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时代绝大多数洞窟为方形殿堂式，一般都在正面大龛里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一窟之内少则三五身，最多达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释迦牟尼、阿弥陀、弥勒等。两侧侍从有佛弟子(阿难、迦叶)、菩萨(观音、势至)以及天王、力士、高僧、供养人等形象。有的洞窟塑造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三身佛(法身、报身、应身)或涅槃像。个别大窟设置大型佛像，如创建于延载二年(695)高达33米的“北大像”(第96窟)和创建于开元九年(721)高26米的“南大像”(第130窟)，两者均为“善跏坐”弥勒像，在上小下大如锥体洞窟里，显得格外庄严神圣。又如第148窟李太宾建造于大历十一年(776)前的涅槃像和第158窟吐蕃时期建造的涅槃像均长16米。涅槃的释迦牟尼右胁而卧，神情恬静自然，表现了佛教所要求的“涅槃为乐”的最高境界。像后有弟子，或塑或绘以各种姿态表达对释迦牟尼的哀悼。唐代的高僧影像，属于肖像雕塑。塑造于大中五年(851)的洪䛒的禅修像，便是代表作之一。

(3)晚期——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五代、宋属于瓜沙曹氏政权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繁荣，建立了都勾当画院和伎术院，有一支专门开窟造像画壁画的队伍，继承晚唐时代殿堂中心佛坛窟形制，塑像置于中心佛坛上，多者一铺九身。早期彩塑主尊多为主体性圆塑，胁侍多为高浮塑，飞天、羽人、龙头、凤首等附属性题材则多属模制影塑(亦称影壁)，大量侍从弟子、菩萨，则以壁画表现。总之，以多种手法表现以佛陀为中心的说法场面。早期彩塑传自西域，但人物造型、衣冠服饰，无不随着地域、时代的不同而演变发展。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面相丰圆，肢体拙壮，鼻直眼大，肩宽胸平，或直立或端坐，均少动态。佛像多着通肩式或右袒式红色袈裟，衣纹密集而突起，类似犍陀罗雕刻手法，但随即变为阴刻线纹。菩萨则高髻宝冠，发披两肩，上身半裸或斜挎“天衣”，腰束长裙。塑像的塑造手法简练，色彩明快，神态端庄，许多方面都可看出汉晋雕塑传统与西域佛教造像互相融合的痕迹。这与敦煌“地接西域”、“华戎所交”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太和改制以后，汉式衣冠流行于北方，南朝的“秀骨清像”和艺术风格，随着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而传入敦煌，特别是西魏时期的塑像，面貌清癯，眉目疏朗，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西域式菩萨已演变成南朝士大夫形象，表现了“通脱潇洒”的神情。

隋代短暂的三十余年中，出现了大量彩塑，内容丰富，手法多样，风格不一。如迦叶像，有汉像，有胡像，有扁头像，有切面像，正在探索各种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新的民族风格。唐代是敦煌彩塑的黄金时代，不仅善于造大像，更精于与人等身的群像。一铺塑像中佛居中位，形象最大，观音、势至胁侍两侧，仅次于佛，阿难，迦叶是佛的近侍，但由于道行果位不高，形象略小于菩萨。胡跪在莲花上的供养菩萨等级更低，形象更小。踩于天王脚下的怪人(地神)，则是佛国里的药叉，形象最为卑小丑陋。在一铺塑像中，神的身份、地位、职能和表情，各不相同，如佛的庄严慈祥，菩萨的温雅娴静，天王的威武雄强，力士的粗犷猛勇，供养菩萨的虔敬忠诚，都不仅表现了不同的类型性格，也透露出内心情思。

唐代彩塑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人物的典型和民族艺术风格，如聪慧英俊的阿难，老成持重的迦叶，特别是菩萨，尽管千姿百态，而丰腴的面貌，“S”形姿态，金碧辉煌的色彩，温静恬淡的神情风采，在女性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人物丰浓，肌胜于骨”、“浓艳丰肥”的时代风格。画史上所谓“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敦煌不一定有杨惠之的作品，但写实传神的特点，都体现在敦煌唐代彩塑中。晚期保存彩塑不多，内容风格承袭唐代余绪，而艺术性则已不如前代。但在造型上仍具有曹氏画院彩塑衣纹厚重的特点。敦煌彩塑，虽然塑造的是神灵，寄寓着幻想的天国，但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从泥塑到上彩等各个方面都闪耀着无名匠师们的聪明智慧和创作才能，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像力，体现了“塑容绘质”高度结合的表现技法，使唐代彩塑登上了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鲜明地展现了敦煌彩塑的民族风格。

建筑

敦煌石窟建筑形式的规制。敦煌石窟的各类窟形名称，除少数(如大像窟之类)外，均不见于文字记载，亦未闻口头流传。将其归类命名，并以形制规之，并非古时称谓及范制，而是今人据其特点而取名。

敦煌石窟各类窟形的形式，乃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宗教仪轨、世俗信仰的要求、民族审美观，并结合当地岩石质地因时、因地制宜发展演变而成，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人们所承认，成定式而称形制。其分类大致如下：

(1)中心塔柱窟。因窟中心有方形柱而得名，方柱柱地撑顶，居窟之后半部，四面开龛(少数为一面或三面开龛)，前半部为人字披顶。这种形式，为循借印度、新疆支提窟之形式并结合汉式人字披顶而成的一种窟式；它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影响外，还与佛徒当时修习禅行、绕窟巡礼、坐禅观像有密切关系。北朝窟多为此类窟形，其典型者如北魏第254、248窟，北周第428窟等。

(2)覆(倒)斗顶形窟。因窟顶形如覆(倒)斗而得名。窟形平面呈方形，这种形制受汉墓形式影响，窟内多西壁开一龛(也有少数为南、西、北三壁各开一龛、或无龛)。此类窟形最多，各时代均有，为敦煌石窟的主要形式，隋唐两代较集中。典型者如西魏第249窟，北周第296窟，隋代第420窟，初唐第220、323窟，盛唐第328、45窟及中晚唐第159、156窟等。

(3)殿堂窟。形式与覆斗顶形窟大致相同，区别在于殿堂窟有中心佛坛，坛上塑像，坛前有阶陛，坛后有背屏直接窟顶(也有个别无背屏者)，信徒可围绕佛坛右旋环通，礼佛观像。这类窟多大型，建于唐代后期及五代，典型者如晚唐第85、196窟，五代第98、146窟，榆林窟第25窟等。

(4)大像窟。即塑有北大像的初唐第96窟、塑有南大像的盛唐第130窟以及榆林窟塑有大像的第6窟等。

(5)涅槃窟、七佛窟。券顶，横矩形窟。西壁有横贯全窟的佛床，上塑佛涅槃像(如中唐第158窟、晚唐第148窟)或七佛并坐像(如中唐第365窟)。这类窟按形制，本应称横长形券顶窟，因初始即以“涅槃窟”、“七佛窟”称之，今仍循旧称。

(6)禅窟。主窟左右两壁各开凿仅供坐禅用的小型禅窟三个或四个，是专供禅僧习禅修行、礼佛观像之洞窟，如北凉第267—271组窟、西魏第285窟。

(7)僧房窟。主要供僧人生活起居的洞窟，也兼有修禅打坐之功用。此类窟，形无定制，现多废弃。(8)影窟。为纪念高僧而建的影室(也有生前原为该僧修禅行的禅窟)，顶为覆(倒)斗形，内塑高僧像，壁绘侍女等。如晚唐第17窟。

(9)瘗窟。为安葬僧人尸骨的洞窟，形无定制，多在莫高窟北区。

历史价值

敦煌石窟营造以及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条还保存提名结衔。供养人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使我们了解了与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营建史有密切关系的阴、索、李、翟、张、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他们营造敦煌石窟的史实。都是研究张、曹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珍贵资料。还使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拓跋鲜卑、吐蕃、吐谷浑、回纥、党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他们的文化艺术；反映了唐代的仪卫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归义军政权的管制等。

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如农牧业方面，有耕作、收获、捕渔、制陶、家畜饲养、狩猎。庄园收获图与寺院收获图，告诉了我们唐代庄园与寺院经济的消息。手工艺方面有锻铁、酿酒、制陶、纺线、织褐、皮匠、制鞋、画匠、伎匠、塑匠、纸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银匠、弓匠、踏师。商业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银行、木行、弓行等。据藏经洞文献记载，称匠的共有二十余种。将壁画与藏经洞文献结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面貌。法华经变、涅盘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弈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鞠等。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过往胡商，汉賈必经之地，也是从事丝绸贸易与中转之地。壁画中描绘了中原与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北周第296窟的福田经变，一边是高鼻深目的胡商，牵着载有货物的骆驼，另一边是骑马的中国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相遇在桥上。同时也透出了古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艰难险阻的消息。如隋代第420窟的法华经变，商队赶着满载丝绸的骆驼和毛驴，路遇大批武装的强盗，商队的财货被抢劫一空；唐代第45窟观音经变，一群胡商赶着毛驴，载着丝绸在山谷中遇到了强盗。

丝绸之路即是贸易之路也是外交往来、文化交流之路。敦煌壁画也有图像的记载，如唐代第323窟描绘了出使西域的西汉使臣张骞；五代、宋第98、454窟描绘了出使印度的唐代使臣王玄策；中唐、五代、宋的第231、237、98、61、72窟描绘了西行求法和活跃于河西走廊的名僧刘萨诃，莫高窟第126窟、榆林窟第2、3、29窟刻画了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事迹，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在唐宋的第323、9、108、454窟也有描绘。

古代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民俗风情场景在壁画中无处不见。盛唐到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普遍描绘了婚嫁图，表现了佛经所言，弥勒世界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的内容。图中表现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广泛流行两种不同的婚俗，一种是受汉人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方行聘娶婚，即男方行聘，迎娶新娘，回家成婚；另一种是西域民族风俗，男就女家行礼，行入夫婚。壁画中的婚娶图细致表现了婚礼场面的设置：在庭院搭设帐篷，宴请宾客的礼席，围设新婚夫妇拜堂的帐帷和新婚夫妇居住地青庐。还表现了婚礼仪式的全过程：新郎迎亲、乐舞助兴、拜堂成礼、莫雁之礼、共入青庐、举行洞房同牢合卺之礼。又如自北周至宋代的故事画微妙比丘尼、善事太子入海品、佛传、涅盘经变，表现了古代的丧葬习俗，描绘停棺为亡人举哀，出殡送葬、殡葬的丧葬过程；还描绘了行后土之祭，构置坟茔（修筑坟墓四周围墙）、设圹埋葬、地面起坟（堆土堆）的土葬埋葬方式。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营建一千年历程，时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时值中国历史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巅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和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和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又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的特点，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所未见的。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组，绘有众多乐队、乐伎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其他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资料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几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舞乐场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歌舞、民间宴饮和婚娶舞乐；有经变中反映的宫廷和贵族燕乐歌舞场景；有天宫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飞天的舞蹈形象，供养伎乐等。还有藏经洞保存的舞谱及相关资料。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时空艺术，古代的舞蹈形象，我们现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称舞蹈艺术的博物馆，保存了无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舞蹈艺术形象，代表了各时代舞蹈发展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

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十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敦煌壁画自十六国至西夏描绘了成千成万座涉及不同类型的建筑画，有佛寺、城垣、宫殿、阙、草庵、穹庐、帐、客栈、酒店、屠房、烽火台、桥梁、监狱、坟茔等等，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组群建筑，有单体建筑。壁画中还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部件和装饰，如斗拱、柱坊、门窗，以及建筑施工图等。长达千年的建筑形象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中国建筑史。可贵的是，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间建筑的面貌，填补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资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宝贵建筑实物资料。

科技价值

本生、佛传故事画、弥勒经变、法华经变，有许多耕获图，表现一种七收的内容。图中展现了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间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农夫一牛拉耕，二牛拉犁（二牛抬杠）耕地，妇女持装籽种的篮子播种，头戴笠帽，手持镰刀的农夫，收割成熟的庄稼，男子抡连枷打场，男子以木杈、木锨，女子用簸箕、扬篮扬场等，壁画中还逼真地描绘了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除上述提到的工具之外，还有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耙、锄、铁锨、扁担、秤、斛、斗、升，特别是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中出现的能调节耕作深度的曲辕犁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工具的唯一的珍贵图像数据。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壁画上不仅留下了商旅来往的活动情况，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他们有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各异，牛车有“通牛车”、“偏牛车”、敞篷牛车，马车有驷车、骆车，还有骆驼车、童车、独轮车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国为世界交通做出独有贡献的独轮车、马套挽具（胸带挽具和肩套挽具）、马蹬、马蹄钉掌等珍贵的图像数据。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五百盲贼皈依故事画，表现了骑着战马的骑兵，与身穿裤褶的步兵（强盗）作战的场面，画面上画出了马铠，它是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古称具装，或具装铠。第285窟马铠的形制齐全，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鞍后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反映了汉代已有的具装，到北朝时期已发展为玩呗成熟的保护装备。马铠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为世界军事装备所作的独有贡献。

敦煌保留了珍贵的图像数据。隋至西夏的尊像画、药师经变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给画了玻璃器皿、有碗杯钵瓶盘等器型，它们呈透明、浅蓝、浅绿、浅棕色，器型、颜色与纹饰表现出西亚萨珊风格或罗马风格。说明了这些玻璃器皿是从西亚进口的。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贸易。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